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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草码头

2016年第3期   浏览次数:         唐荣尧  

去过这个小城很容易,淡忘这个小城也很容易,但要写出它的沧桑和韵味,却是件不容易的事情。提笔在手,凝思笔端,一个词自然地涌来:草原码头!

两个画面自然也如那里7月疯长的草般,不分先后地涌来。

七百多年前,意大利人马可·波罗一家三人沿着丝绸之路来到中国,行至今甘肃武威后,他的行程开始拐弯。不再走中国人传统理念中的那条顺着祁连山进入长安城的路线,而是穿越腾格里沙漠行至贺兰山西麓的阿拉善左旗,越过贺兰山、黄河后,向东北方向进入内蒙古境内,沿着一条青草掩去踪迹的草原丝路,一路行去。1275年夏季﹐他行至当时蒙元帝国的开平府时,因为当时的世界之王忽必烈正在此避暑,他的中国之行必须在此作逗留:等待忽必烈的召见。

长旅之苦,在欣赏草原之美中得到消散,他得以观赏这里的景致,在他日记里留下了这样的记述:“大汗在这里建筑了一座宏伟的行宫,经常喜欢来这里驻跸。这座城市的周围有许多湖泊和河流,水上天鹅群集,成群的鹤、雉、鹧鸪等飞禽也来此栖息,还有丰富的野兽供人行围狩猎。所以,蒙古大汗每到夏季必来此消暑度夏,享受乐趣。”

那时,这座城市周围有七面大湖,犹如七颗碧蓝的珠宝,嵌在广袤的碧绿草海中。城市在草与湖间,骄傲地亮出了自己的蒙古语名字:多伦淖尔!对应的汉语语义中,多伦是七个的意思;淖尔,是湖水的意思。除了湖光草色之外,这位仔细的意大利人还发现,这里有穆斯林的身影。这在元代诗人杨允孚为忽必烈避暑于此写的颂诗里有着印证:“回纥舞时杯在手,玉奴归去马嘶风。”

另外一幅画面是:一百二十年前,俄国人阿·马·波兹德涅耶夫(18511920)沿着淹没在青草间的那条丝绸古道,从北京返国,行至多伦淖尔时,对这个草原码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尽管他描述多伦淖尔的文字不多,但一条隐约的线一直贯穿在他自京至此的途中,那就是他对沿途所见的穆斯林生活、清真寺建筑,有着或多或少的留意与描述。

站在地图前,我一次次地端详着多伦淖尔的所在。端倪出现了!马可·波罗走的是自西向东的一条草原商路,而阿·马·波兹德涅耶夫从北京到多伦的这条路,恰也是一条鲜为人知的草原贸易之路。无论南北,还是东西,多伦淖尔就像一枚钉子,稳稳地坐在这纵与横的交汇处,一任历史的层岩里积淀的草香,堆出一座草原码头。

继续翻越与这里有关的书籍后,一条人文历史走廊逐渐清晰于眼前:避暑的忽必烈大汗、远旅的马可·波罗、会盟的康熙皇帝、抗战的吉鸿昌将军、匆忙来去的旅蒙商以及牧歌于斯、长调于斯的代代牧民们,他们在南来北往、东出西进间,踩出了一座没有城墙的城,无言地矗立在青草的敬仰里!

为完成《内蒙古之书》的写作,我曾几次背囊在身、孤独在身地去过几次。然而,这一次,为了这样一个自定的作业,我该如何抵达多伦淖尔?那个俄国人给了我答案——顺着他的行旅图,从远处慢慢地走进!

夜色正浓,北京城郊区的回民马三(化名)已经将他的雇主——俄国人阿·马·波兹德涅耶夫的所有行李,稳妥地安放在几辆车上。喝了几罐热茶后,缓缓走在马车侧前方的车板前,低头、弯腰、屈膝、一提气间脚离地、斜斜一跨,几个几乎没什么间隙的连贯动作后,稳稳地将悬起的身子落在车板上。接着,他像个执枪待命的战士,两只手伸开,沿着棉袄袖口的内沿伸向对方所连的小臂,旋转着往里探去,每只手几乎探着另一只手连着的肘关节处,才停止了下来。这样,斜横在胸前的马鞭便死死地被揣在怀里。他的脸上看不出任何表情,眼光盯着几米外打开着的俄国驻中国外交使团的院门。院内的灯光下,阿·马·波兹德涅耶夫心满意足地看着眼前这个回民雇工所干的活儿。喝完最后一杯咖啡时,他下意识地掏出怀表看了一下——时针刚好指向1893219日凌晨一点。他习惯性地挥了一下手,待命的随从迅速各就各位:有的站在大车上、有的开始再次迅疾地检查大车,有的将最后需要放上去的东西放在骡背上,有的给他掀开轿子帘布请他上轿……

一切准备就绪后,回民马三扬起手中的马鞭,随着鞭梢在空中划出一道漂亮的弧线,寂静的夜空中响起一声清脆的鞭响,鞭花在瞬间盛开。这声清脆的鞭响,无疑是阿·马·波兹德涅耶夫一行人的出发令,他们很快走进紫禁城的冷夜里。不久,马车轿帘里的、大车上蜷在厚厚衣物里的人,开始恹恹欲睡;跟在骡子或毛驴背后步行的人,也在不时而来的呵欠声中,听凭自己的倦意和这北方浓浓的寒意作着对峙。似乎,只有马三兴高采烈地开始这熟悉而陌生的旅程。

马三是一位家在北京的回民,祖辈以跑脚为生,他承袭了这种养口的营生。这次,他跑的是一趟特殊的路途。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在外交部、陆军参谋部甚至沙皇的资助下,俄国屡屡派出“旅行家”、“探险家”和“考察队”,前往一些国家进行情报搜集,中国也在这样的国家名列。受俄国外交部派遣,阿·马·波兹德涅耶夫前往中国的蒙古地区(今蒙古和中国内蒙古自治区大片地区)调查蒙古的行政制度和现状,同时研究俄国对中国的贸易关系。

当马三被别人推荐给阿·马·波兹德涅耶夫时,他对眼前这个高大、威严、语气冷峻、做事干练的俄国人可以说一无所知,尤其是对为什么选择他这样的回民,更是纳闷。多少年后,我在阿·马·波兹德涅耶夫的《蒙古及蒙古人》一书中寻找他们,一路上记载的清真寺之影或沿途穆斯林的状况时,似乎也替马三找到了答案。

坐在马三赶的大车里,阿·马·波兹德涅耶夫开始了他的内蒙古之旅。晚上九点二十分,他们的车队抵达一个叫贯市的村子。这是出北京城前往张家口的商旅们的第一个住宿之地,也是一个回民村庄。阿·马·波兹德涅耶夫在《蒙古及蒙古人》中这样记述:“这个镇子里住的几乎全是回族,他们在这里有自己的清真寺,这也是周围所有回族唯一的清真寺。”

他所说的贯市,是如今北京市昌平区阳坊镇的西贯市村。目前,村里有一千二百多人,百分之九十五的村民是回族,这是北京市最大的回族同胞集聚的地区之一。走进村里,最醒目也最具有这个村子特色的建筑有两座,一是那座创建于公元1494年的清真寺,五百多年的历史写着沧桑。后来北京市恢复的六十多座清真寺中,按照始建年代排行,西贯市村的这座清真寺排第六位;二是2005年建成的回族历史博物馆,无语地记录着这个回民村的风俗。

第三天,马三的勤奋和恪守信仰赢得了阿·马·波兹德涅耶夫的敬重——“可怜他们在这段时间里不但一直饿着肚子,就连一口水也没能喝上。因为在居庸关居住的是汉人,而我们的车夫却是虔信伊斯兰教的回民。”

从德胜门出发离开北京七十三天后,阿·马·波兹德涅耶夫来到了多伦。

当我追寻阿·马·波兹德涅耶夫的足迹来到多伦时,是4月初,比马三他们当年抵达这里整整早了一个月。置身于多伦4月的傍晚,阵阵寒意从这个小城的各个角落涌来,大街上车辆稀少,人影罕见。我在这种清冷中,探入街巷里的民间,试图寻找伊斯兰文明落地这里的脉迹。

上午的阳光像一个空旷房间里瓦数不高的灯泡,看起来一片灿烂,却难敌冰凉大地上透出的寒气。一路慢慢行去,冰凉如衣,那块当地公安局于1987年制作的门牌号上显示:多伦淖尔镇灯棚街49号。我要找的地方到了!

门牌上的绿漆已经褪色,大门显得有些陈旧。在它下面不到一米的地方,有一个没有标识制作年份但看上去较新的门牌:多伦淖尔镇灯棚街57号。一个大门上,两个门牌号,有趣!

移步门内,两边是居家的后墙,墙根的泥皮掉落得严重,似乎随时都能倒塌。然而,偶尔出进的教民似乎习惯了,兀自快速地走过这里。

挡住脚步与视线的,是距离大门几米处一个简单的青砖四围的照壁,白色的底面上,是三个清素但透着功底的绿色大字:清真寺。照壁的右脚,一方不到一米高的白色石碑,上面写着“多伦县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清真中寺”。

转过照壁,已然是踏进了另一个时空。院子中间是一株古老的榆树,用铁栏杆围着,能想象到它夏日的盛景:一地阴凉铺在整个院子里。尤其是正午时分,草原上的毒阳之光,被一片片树叶挡住,使树北面的清真大殿隐于一片凉爽中。那时,走进大殿做晌礼的教民,会享受到一种怎样的清净和绿意。青色的瓦盖、蓝色的门楣漆画、绿色的大门、浅蓝色的窗楣、红色的柱子、明亮的玻璃窗,让整个大殿看上去色彩丰富。

阿訇是个山东回民,因为1986年至1989年期间曾在这里读过经,一直在内心里将这里视为母校。1996年去通辽,在那里有过八年的阿訇时光,但他还是喜欢这里。来这里后,便定居了下来。

阿訇将我请进他的办公室,正面墙上的一幅“行善者自受其益,行恶者自受其害”书法显得格外醒目。一个地方有学问的阿訇,往往就是了解当地伊斯兰风情的钥匙。和阿訇开始交谈,我似乎看见一把钥匙轻轻地转动,多伦的伊斯兰文化之门,慢慢开启。

阿訇的讲述让我很快和来这里前经过的那条大街联系了起来。那是多伦的象征:会盟大街,多伦历史上最精彩的一章,就隐藏于那平整的水泥地面下。公元1691年,康熙皇帝平定噶尔丹叛乱后,在此会盟蒙古王公。从那时起,喀尔喀蒙古正式归附清朝,确立了中国北部边疆版图。作为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纪念,康熙下令在多伦创建蒙古喇嘛教中心汇宗寺,迎请藏传佛教四大领袖之一的章嘉活佛住持多伦,管理整个蒙古地区宗教事务。雍正继位后,继承了康熙的做法,在汇宗寺附近又修建善因寺,这两座寺庙占地面积达七百多亩,使多伦发展成为蒙古高原上气势恢宏的喇嘛教之都和政治统治中心。

两任皇帝提升多伦宗教地位和政治地位的做法,直接带动了这里的商业繁华。康熙皇帝应蒙古王公的要求,准许内地商号以多伦为中心开辟汉地与蒙古草原的商道,并赐予在多伦经商的各大商号以官职,给予优惠的待遇。随着今北京、天津、山西、陕西、山东等地商人的蜂拥而至,回民商人也随之而来。

在我的理解中,会盟至此有了新的含义。各路而来的商人加盟于此,使多伦逐渐成了当时整个蒙古地区最大的一座商业城市,是清代的旅蒙商业之都和重要经济中心。那时,多伦十八条街道里,逐渐有了回民商人的叫卖声和繁忙的身影。

当初,那些回民踏进这一片陌生地域时,在小心与敏感中,寻到一处被当地主流视线忽略的角落,悄悄放下简单的行囊,低调地开始生活与信仰。这种低调,给当地的主流族群造成了一种神秘的感觉。

雍正年间,陕、甘、宁及河北、山东等地来这里做生意的回民,在城南集资建成了一座清真寺,被当地人称为南寺。这是多伦县最古老的一座清真寺。

这座草原之城张开了怀抱,城南的那座交易市场已经容不下涌来的回民。城南回民的生活图景有了一个复制:新来的回民选择城北地区定居,开辟了一处牛羊贸易市场。乾隆末年,城北也出现了一座回民集资修建的清真寺,因为居于城北而被当地回民称为北寺。

同治年间的西北回民起义遭到清政府的镇压后,大批参与其中的回民,在一种隐秘的召唤下,穿越黄土和青草,抵达这里,他们多集中在多伦县城东南。面朝黄土的耕作模式随着草原上的风而去,以牛羊贸易为主的生存方式植入了他们的生活。他们也复制了城南、城北回民的模式:开辟了牛羊贸易的新市场,聚居于此。1869年,一座新的清真寺建成了。因为居于多伦县城东,而被当地人称为东寺。

那些躲避战乱和追杀的回民抵达多伦后,似乎与大西北扯出了一条交通暗线。他们定居于此后,使这条线连接起了多伦和西北。不经意间,驼铃声踩在这条线上,跟在驼铃声后的是甘肃、宁夏的回民,他们被多伦人称为赶驼客。骆驼驮来的商品一时无法完成交易,他们中的有些人便在城西一带居留下来。他们自然也承袭了城北、城南、城东回民的生存模式,于1880年建成了多伦的西寺。

来到这里的回民数量与其经济实力呈正比增长。一股从内心涌起的力量在这些回民身上显现,不少经济条件好的回民,不再满足于散居城郊,他们逐渐移居多伦县城内。1908年,城内出现了一座清真寺——中寺。

一百多年间,五座清真寺出现在一个以整体信奉藏传佛教的草原之城!

我抵达的这座清真寺,是中寺。

我知道,在短短的两个小时内,阿訇不可能讲完二百年间的故事。但我从他的讲述中,基本勾勒出一条回民落地于此的路径。

阿訇带着一脸的神秘和庄重,打开西面那座破旧的房子。昏暗的灯光下,阿訇从屋角拿出珍藏着的“福佑一真”匾额和写有“莫贪今生只为后世,天道人道归正教;谨守正道远避非礼,心乐身安认主独一”对联的两个木板。一股古朴的气息迎面而来,仔细拂去尘土,我清楚地看到,“嘉庆四年八月敬献”的字样。阿訇告诉我,文革中,造反派盯上了匾额和木板,想烧毁。当地的一个回民连夜将其藏在粮仓里,才算躲过一劫。在草原上,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保护这样的物件,该需要多大的勇气!

多伦的重要地位和经济繁华,吸引了侵华日军的眼光。

1933年的多伦,是闻着硝烟度过的。这年的51日,以日军浅田、佐藤、七田为顾问,李守信为司令的伪热河游击师占据了这座没有城墙的草原之城。

对多伦的收复,成了一个横在中国面前的巨大的试金石:两年前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占据东北;一年前的淞沪抗战,使国民政府的抗战底气,在日军强大的军事力量前日益消减,加上多伦和民国政府所在地之间隔着千山万水,只能眼睁睁看着多伦失陷后引发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扩散——周围的沽源、宝昌、张北等县相继沦陷。

试金石前,一抹金色亮出:当年526日,冯玉祥、吉鸿昌、方振武等人,在张家口组织起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他们的首要目标便是收复多伦。

对多伦的收复,著名学者章炳麟所称“九十余年所未有”的“恢复之功”,是最恰当不过的。一句话,点中了这场战役在现代中国抗战史上的凸点。

这样的收复需要很多人的努力,在那消失于历史中的茫茫人海中,我在此只留意一个人和一群人:吉鸿昌将军和北寺阿訇杨春方。

双方军事力量的悬殊,使多伦的收复之战更加惨烈。将军甚至一度亲自带着敢死队去攻夺,也未能成功。日军占领多伦后,掐断了和外界的联系,而那些头戴白色小圆帽、善于从内地进货来这里销售的回民,成了这座草原之城和外界商贸联系的重要中介,这个角色也使日军对回民出入多伦少了戒心。

将军曾主政宁夏,对穆斯林的生活习俗和信仰深深了解。他了解到多伦县有五座清真寺,一个利用清真寺巧取多伦的收复计划逐渐清晰了起来。

将军亲自安排副官带领四十名士兵,头戴白色小圆帽,扮作往城内运柴送菜的回民。进城后,侦查城内路径,侦探敌军部署。傍晚,他们在街上故意大声地招呼,说要去北寺做礼拜。就这样,这些士兵分散潜入清真寺内。

13日凌晨,随着一声信号枪声响起,多伦城内突然枪声四起,潜伏在北寺的四十名士兵与闻讯而来的回、蒙、汉等各民族群众持枪械或棍棒,向日军营房冲去,城外待命的同盟军立即从北、西、南三面进攻。

三个多小时的激烈巷战后,一缕晨曦照见结局:失守七十二天的多伦城回到中国军民手中!

当地民众上午走上街头时,发现墙上贴的吉鸿昌将军下令张贴的安民告示,其中就有尊重当地少数民族风俗的内容。

那天是星期三。上午,吉鸿昌将军入城不久,卫兵通报:“有个回民阿訇在门外,请求面见将军!”

“哦?”将军感到惊奇,但很快,一种惊喜驱散连日指挥攻城的疲倦,“快快有请!”

北寺阿訇杨春方是来邀请将军到清真寺去的!那天下午,将军就率领随从前往北寺。这并不是回民的节日,也不是每周一次的主麻日,但多伦的收复与将军的莅临,使杨春方及赶来的群众兴奋不已,他们欢聚在清真寺宰羊宰鸡做油香,庆祝胜利。熟知穆斯林习俗的将军出乜贴白银二十元,为清真北寺里做油香添锅。随后,北寺和其他几个清真寺的阿訇,举行了祈祷平安的诵经仪式。那天,吉鸿昌在北寺与当地的回族头面人物马兰亭、长盛通掌柜何兴洲等人座谈。

拜访北寺的第二天后,军务缠身的将军还是挤出时间,脱下军服、摘下军帽,身着浅灰长袍,郑重地戴上一顶白色礼拜帽,在当地回族代表人物马兰亭等人的陪伴下,专程赶往清真中寺,和闻讯赶来的回族百姓共进了午餐。在中寺,将军对前来的民众发表了一场演讲。

将军在国难当头率军抗敌,又亲自前往两座清真寺,在当地民众心中点燃了一把爱国之火。回族民众有捐钱的大商家、有将鞋袜捐献给将士的商户、有将吊炉烧饼全部无偿送到军营的烧饼摊主……

八十年后,我在中寺聆听阿訇讲述这件事时,旁边的几位回族老人你一言我一语地填充着自己知道的内容,仿佛这是一道多项填空题,大家生怕错过将一个正确的选项落下,造成遗憾。在他们的讲述、补充中,我才整理出那段他们引以为豪的历史。在他们的眼里,这座草原之城,除了将军外,还有谁能光顾这里?他们和中国大地上任何一个族群一样,期待自己生存的环境能够得到来自权威的认可!他们同样憎恨外来侵略者!

收复之战带来的笑容在多伦民众脸上并没有保持多久,日军又发动了侵略战。抗日同盟军被迫退出多伦,当地各族民众挥泪送别。回民商号和穆斯林群众共同集资买来十一头牛,请阿訇过刀煮熟后,用纸分包送给同盟军将士。将军治军之严也在此凸显,他下令军需官以每头牛二十元的市价,将折价的二百二十元送到清真寺,希望代为转付,清真寺的阿訇坚持不收。直至翌日,由最后撤离的部队与回民代表几番“交涉”,回民代表才按每头牛十一元的价格收了款。

我拿出抄在笔记本上的、内蒙古文化出版社于2000年出版的《多伦县志·大事记》中的一段文字,向阿訇请教发生在1938年的这件事的真伪:“驻多伦日本指导官方井与日商签订‘卖骨合同’,指挥士兵挖掘回民坟地,县城回族群众与之斗争,迫使日本人作罢。”

阿訇的谦逊中带有一丝歉意,摇摇头表示不知道。他身边的一位老人捋了捋长须,慢慢地给我讲述了他听到的一个故事,为这段文字的记述做了佐证:

随着一个个亡人被埋在县城东南的荒地上,这里逐渐形成一处宁静而肃穆的回民坟地(当地人称为老坟地)。193871日清晨,重新占据多伦的日军辱损了这份静穆。

那年,五十六岁的多伦回民老人金万祥,和同龄的老人们一样,开始关心自己无常后的归宿,他常常去郊外的老坟地溜达。71日早晨,天还没放亮,金万祥习惯性地像往日一样向老坟地走去。突然,他发现坟地旁停着一辆汽车,车厢用帆布遮挡,坟地里有几个人影晃动。走近前,他才发现是一伙儿日本兵拿着铁锹等工具在挖掘坟墓。他立即沿原路返回城里,急匆匆地走进与自己家仅一路之隔的清真北寺,向阿訇杨春方报告了这一情况。

详细地听完金万祥的讲述后,杨春方当即带领寺里的两个读经的学生赶赴现场查看。他们到现场后看到不少坟茔已经被刨开,散乱的骨骸暴露在晨光下。面对阿訇的质问,扔掉锹镐端起枪的日本兵回复:“是为了考古研究!”

日本兵的刺刀在朝阳下发出的却是寒光,逼退了杨阿訇和学生。他随即返回北寺,并派学生快速邀请另外四个清真寺伊玛目前来研商对策。就在那个对多伦回族人来说非常重要的上午,四位伊玛目和几个德高望重的回族老人、商人代表议定三条:一是派人到坟地仔细核查,弄清日本人挖掘了多少座坟;二是挖出来的骨殖被运到哪里;三是立即发动全体回民群众,大家联合起来向日军索要先人尸骨。

消息很快汇集到北寺:日军一共刨挖了三十六座老坟。盗取的尸骨已运至一个由日本兵严守的院落里。日军挖掘先人坟墓的行径,很快在回民中间传开。

第二天清晨,按伊斯兰教方式沐浴后,多伦县城乡近两千回民齐聚清真北寺,聆听杨春方阿訇简短的动员讲话后,这支奇异的队伍,手持锹镐扁担,直奔日军营房。这一举动也引发众多的蒙、汉群众主动跟随。他们明知迎对的是数挺机枪和荷枪实弹的日军、伪军。

这根本就不是一场对等的较量,民众只有内心里燃烧的火焰和“还我尸骨”、“反对侵略”的口号声,口号声召集了更多的民众,整个多伦县陷入一场巨大的僵持中。

夏日的烈阳并没有让这支队伍退缩,一场力量悬殊的较量持续了半天。最终,日方答应回民方面提出的要求:日方必须就此事正式道歉;为了亡人的尊严,每具骨殖必须装入一条新白布缝制的袋子,盛殓骨殖的木箱外面亦必须用白布包裹,并于74日上午送到清真北寺,由杨春方阿訇按照伊斯兰教的教义规定,完成对亡者骨殖的入葬仪式。

75日上午8时,多伦县各族群众四千多人在清真北寺隆重召开重新埋葬回民先骨纪念大会,接受日本军方代表的赔礼道歉。由于人多寺小,很多后来者只能站在寺周边的街道上。按照穆斯林发送亡人的程序,杨春方阿訇率众举行“站礼”礼仪,诵读《古兰经》中有关祈愿亡者安息的经文。

进行军事侵略前,日本人对中国的文化已有深入研究,他们对回族的薄葬习俗不可能不了解。日军为什么要盗骨,我至今仍在寻找答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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