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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文波:书生一去

2016年第3期   浏览次数:         樊前锋  

 

1984915日,大雨瓢泼,他病逝在兰州。临终前没有一句遗言,早年的英迈与豪情荡然无存,只有自况诗还在子女耳畔萦绕:“悲无头,悔不休,何事当年觅封侯,浮生一梦游。”

1938年,二十九岁的薛文波漂泊在无际海上。

那时,他俊美倜傥、才华过人,加上亦庄亦谐的谈吐,总惹来一些名媛的爱慕。以后在陪都生活时,更有当红电影女明星主动投怀。那是一个艰窘危急的时代,书生早已不顾儿女情长。1938120日,他和王曾善、马天英、张兆理、王世明五个青年人,组成中国回教近东访问团,奉命奔赴近东国家,宣传祖国的抗战。

海上长旅,风大浪急,总遇阴而不雨的天气,使人沉闷寂寞。汪洋连天,别无可见,薛文波捧读着徐用仪先生所著《中国五千年来之爱国魂》,书中内容皆为国家濒于灭亡时,中枢得人终能拨乱反正转危为安。标榜人物,谢安、寇准、李刚、虞允文、于谦等。读罢,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著者就今日之中日时局而作比较、而为论断,其爱国情殷,溢于言表……但,(书中列举)昔所谓外寇,皆为今日之国族一部分,言之过于甚详,畛域鲜明……非中华民族精诚团结之福也!在一般士大夫阶级,其民族观念过于偏狭,率多以汉族为中心,而自陷于孤立。民族意识浓厚之徐永仪先生,亦所不免,悲夫!

 

为着国家的存亡,他和同伴要发出回回民族的声响。一路西行,他们要揭露日本侵华真相,宣传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决心,冀此获取近东的同情与援助。两年前,他还与顾颉刚、陶希圣、梅贻宝、黎锦熙、钱穆、金岳霖、沈从文、雷洁琼等一百零四位平津文化界人士,联名发表请愿书,要求国民政府毫不妥协武装抗日。

227日,他们首途抵达麦加,访问国王伊本·苏乌德; 39日,抵达开罗,访问埃及首相马贸木德帕沙;517日起,陆续在黎巴嫩、叙利亚、伊拉克、伊朗开展工作;72日,抵达印度,会见真纳等著名人士;1024日,进入土耳其。马不停蹄十万里,陆续走访八个国家。他们在海外为抗战募集的物质援助不算,更为重要者,使人们知道东方发生着什么,谁才是正义的一方。

回国后,他意外走上仕途。

近东访问团在海外的业绩,引起国民政府高层的重视。经朱家骅保荐,薛文波进入国民党中央训练团党政训练班第三期学习,与蒋经国成为同窗。一个月后,蒋经国前往江西赣县担任县长,他则即将被派往西宁,去担任青海省党部执行委员兼书记长。时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朱家骅,给他的任务是:“(青海省主席)马步芳和中央貌合神离,你要帮助他像个边疆大员的样子。”

一介书生,却要去往西北谋取功名,这与父亲的期冀相去甚远。1909年,薛文波出生在北京德胜门外马甸西村。其先祖随燕王朱棣北上,因立战功,赐姓为薛,爷爷经营皮毛生意,父亲曾在报馆当过账房先生。十三岁那年,薛文波考入京师公立第一中学,师从何伯雍先生;十九岁那年,又考入北平朝阳大学法律系读书。学习法律,是父亲的愿望,父亲希望他和同村的报人丁竹园先生一样,执笔针砭时弊、伸张正义,替底层人民说话。

七七事变爆发后,北京很快沦陷。薛文波不忍坐视,决心出走,寻找报效国家的际遇。父亲这时忽然变得格外犹豫,百般阻拦,他却凛然直言:“您得要有一个站得住、立得定,为祖先争光的儿子。”父亲听完老泪纵横,哭着说:“你走!我不拦。”二十八岁的他逃出北京,辗转津沪,投奔南京。薛文波说,那时他把眼泪淹在了心里——“我离开家的时候,就是我忘掉家的时候。”

西北谋功,使他的人生走向碎片化。

出任青海省党部执行委员兼书记长之后,薛文波与青海省主席马步芳逐渐成为朋友。1941年任职,再到1945年去职,他对马步芳办理教育、投入抗战两事颇有好评价。跻身仕途的他,在日常交往中与马步芳、白崇禧、朱家骅过从甚密。且留有别样的回忆:

 

蒋介石来到西宁视察时,马步芳请其检阅部队。马氏亲自出马,向蒋演示和汇报马术、射击等科目。他的骑术极佳,演示了滚裆、裆下藏人等高难度动作。他的枪法很准,射击能做到弹无虚发。蒋介石看过十分满意,连连点头表示赞许。

白崇禧是一个标准的军人,任何场合都是一身军装,是很有政治抱负的人。他家客厅里挂着岳飞的《满江红》,以此不断激励自己。他的母亲双目失明,白崇禧每次打仗回来,都先看望母亲。他跪在母亲身边,让母亲从头摸到脚。

 

青海几年间,薛文波平淡无奇、难有作为,小报上称呼他是“薛长官”,大后方安逸的生活使他常常感到不自在。此间,他娶西宁女子马承荃为妻,岳父是青海省图书馆馆长马洁成。

1945816日,国民政府教育部任命薛文波担任国立成达师范校长。成达师范,是当时中国回族的一所高等学府。冬天里,根据教育部指令,他领导成达师范迁回北京,使学校得以延续办学。北平和平解放前夕,他飞奔西北,一度临时担任昆仑中学历史教员。19498月,在京的成达师范、西北中学、(马步芳资助)燕山中学三校合并,组成国立回民学院,学校地址在广安门大街一百号。马玉槐担任学院院长,该校成为新中国第一所回民最高学府。已故北京大学教授马金鹏这样评价:“历史选择了薛文波……他出色地把成达师范学校带出了低谷,走上了新的发展时期。”

1949921日,四十岁的国民党少将参议薛文波,跟随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在酒泉起义。随后,又在酒泉东关清真大寺设宴招待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并陪同彭将军返回兰州。

他亲历并记录了解放军进藏的经过。

1951523日,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第一野战军成立了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筹备沿青海进藏事宜。青海马洁成先生,是十四世达赖喇嘛的义父,熟谙西藏状况,被解放军聘为边事顾问,准备一同进藏。出发前,马先生突发疾病,遂建议由女婿薛文波替代。紧接着,他被任命为西藏工委研究组组长,负责编写西藏研究手册,担任向导与顾问。这个重大的人生转折,使他有幸提笔记录时代。

 

一九五一年八月一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沿青藏线)进藏的日子。我在这天参加了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前往西藏。换上解放军军装,我觉得精神焕发,颇有军人气概,这是非常值得纪念的日子。从前的一切,我一笔勾销,重新做人做事,重新构筑我的前途,我抱着很大的勇气,并且有自信心。

 

“学书学剑俱无成,笑我从戎一书生。”风雪进藏路上,他们穿越巴颜喀拉山、果洛、黑河等地,在高原上靠着双脚跋涉了整整四个月,于当年121日到达古城拉萨。沿途,薛文波每天把当地状况整理成文字,派人传递给大本营,成为解放大军的行动指南。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他战胜身体不适,写成九万字《进藏日记》。解放军开赴西藏,是西藏发展史上一次划时代的重大事件、历史壮举。薛文波《进藏日记》,无疑是一笔重要的军史文献。

雪域高原,巨大的文化鸿沟,使当地的克什米尔人与回族客商起了纠纷;此外,受到亲英派宣传,人们对解放军不甚信任。上级派遣薛文波调解族际关系,他运用岳父与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关系,居中说和,顺利地解决了种种纠纷。当时,著名民族史教授李安宅沿川藏线来到拉萨,两位先生一见投契,成为好友。参加拉萨市筹备委员会期间,薛文波创办了回民小学、李安宅创办了藏民小学。

1955年,已经返回内地的他,在甘肃省政府参事室工作,担任参事和民族组组长,又协助省民委从事社会历史调查。

张大千说,他的绘画足可自成一家。

1935年,青年薛文波与张大千相识于北京。他幼年即喜好书画,潜心钻研,生性幽默诙谐,很容易就与大千先生成为无话不谈的朋友。在张先生指点下,他的绘画技能大为提高。以后十多年,两人时常伴有书信交往。1941年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他从西宁赶去与之会面,两人在敦煌一住便是半个月,谈古论今、研习书画、吟诗填词、惺惺相惜。以后,他又邀张大千去塔尔寺采风。

有一回,他信手提起张大千的画笔绘了一幅《达摩渡江》——印度和尚达摩站在船头,旁杂芦苇。寥寥数笔,使一个鲜活的人物跃然纸上。张先生看完连连赞叹,竟认真地对身旁的弟子说:“你们也可以跟着薛文波学,薛文波是我的同行!这话我不是随便说的。”又埋怨说:“你薛文波当什么官呢,一路画下去,日后必能自成一家。”

他一生的时间被分割成一片又一片,自然难以专注地去从事某一项事业。1964年,四清运动开始后,他遭人诬陷,蒙冤入狱八年,之后又保外接受监管多年,1979年才算彻底恢复自由。荒废的十五年间,行动受限、批斗折磨、生活困苦,妻子和次子也因病不能善为医治而去世。马重雍开玩笑说:“薛文波算得上是革命样板人,坐了八年班房,加上几年街道管制,身体缩了一尺多,差不多平均一年被改造掉一寸多。我看再蹲几年,就变成小人国里的了。”

19804月,有一位领导人得知他与张大千私交甚笃,请他写信劝张先生回国。他说一封信劝不回张大千,但也只好硬着头皮填了一首《沁园春》,遥致寄身海外的老友——“敬候髯翁,依依旧雨,倍觉怡颜,想是翁潇洒当年不减……喜盼归帆,峨眉添瑞,代马依风北问天,翁听取,有几多佳士,正望君还。”

薛文波的画作存世不多,偶被当代名家触及,总叹是佳品。他的书法作品,亦如他流传不多的画作一样——1946年,他为国立陇东师范阿文专修班第一届毕业生题词:“真实胜似黄金”。这件作品在字里行间极显随意,但仍不失书家风范。

他是一位被遮蔽的散文大家。

终薛文波一生,他的作品没有机会获得正式出版。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在拉萨工作期间,他趁隙创作系列纪实散文,其中有一篇名曰《回族老琴师》。这篇文章问世一个甲子之后,《回族文学》杂志的编辑发现了它。这一事实也证明民间的一些好文章有时并非正式出版的作品,中国主流的一些文学史家对此现象应有深刻反省。我们不妨择句欣赏:

 

——老先生(老琴师)不是庸俗人物,谈吐很风趣,分明是一位潦倒的老名士。他健谈,用微妙的词句来描述西藏社会奇奇怪怪的现象,语出幽默,善于形容,使人听得出神。他声音沉重而有力,滔滔说开了,忽而中断,看脸面是严肃的。

——(老琴师)继续说:我老了,但没有忘我年轻的时候,晚间头一放在枕头上,我的青春就回来了。漆黑的屋子里无一点声音,这时我的快乐也来了。我脑子里——优美的林卡、碧绿的藏水、细草如毡的地上点缀着小蓝花、小黄花,似温柔美丽的姑娘们摇曳婉转地舞起长袖来……我陶醉了,忘掉了我是个俗人。

 

只此一篇,足以引人瞩目。文章在《回族文学》刊发后,《朔方》杂志具有眼光的编辑家也予以选登。早在二十五岁那年,薛文波曾游历西北,并将见闻写成《西行杂记》长文,在《突崛》杂志连载三年,展露了他的文学才华。青年时所写四十万字《中国回教近东访问团日记》,以及《进藏日记》《康藏归程记》、西藏系列散文,也足以使他成为那个时期中国非常优秀的作家之一。他的各类日记中,夹杂着浓郁的文学气息,常借此抒发情感。如在近东访问日记中描写:

 

入夜,明月在头,有若故人,浮云时掩映,而光影亦有变化。观之神怡,星位罗布,如家乡中所见,情景无异,而地域全非,动人遐思矣。

 

寥寥数笔,使人看到他去国思乡、隐忧家邦的心绪。

几十年后,文学编辑家又一致地认为,薛文波是一位当之无愧的现代作家,并将其行状与创作编入《中国回族文学通史》。而薛文波,从来无意给自己贴上作家的标签。写作于他,并不是最重要的事情,因为他习惯了身份的转换、不停地生活尝试。

他极有可能成为与白寿彝比肩的史学家。

当年白寿彝在《民国日报》发表第一篇论文《整理国故与介绍欧化的必要和应取的方向》时,薛文波在《月华》杂志发表了《回教两个重大问题》《马甸之回民现状》。可以说几乎是在同一时间,他们开始了对社会现实与历史各种问题的观察。

以《月华》为开端,年轻的书生又在《突崛》《西北月刊》《回族青年》《伊斯兰青年》《回教论坛》《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会刊》《绿旗》《回教文化》《阿尔泰》《古尔邦》等几十种报刊上发表论文。他不仅致力于回族历史和伊斯兰文化的研究,并且深入钻研了伊斯兰教教派问题、探索过埃及、土耳其、巴勒斯坦等民族渊源,甚至还将触角伸向了蒙古族、裕固族历史文化。1979年平反后,他以衰老多病之躯,完成了一批较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如《什叶派对中国伊斯兰教逊尼派的影响》《伊斯兰教在蒙古史中的地位》《回鹘回回辩》《裕固族历史初探》。这些文论的发表,对当时的回族学术研究明显起到了推动作用,帮助拓宽了学者的视野。

扶着拐杖的晚年薛文波,长须飘飘,他的学术涵养又忽然引起人们的重视。那时每逢召开相关的学术会议,薛文波、马汝邻、马宵石三位老先生,成为公认的深受众人尊敬的学术前辈,时有“三老”之誉。似乎又应了那句老话,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和从事文学创作一样,他研究学术也仅是偶尔为之。一生之中,并没有留够富足的、整块的时间让他去专心致志做一件事。马明达先生说:“冯国瑞和薛文波两位先生,以学问才具,都足以成为当世一流的学者,如能在大学任教,走教书治学之路,必定是成就卓著的名教授。”达慧中女士说:“他本应该在学术上有更多的鸿篇巨著,或成为与白寿彝、杨志玖比肩的著名学者。”

晚年时,能够彼此倾露心事的人已不多。

兰州大学跃进楼1029室,是薛文波与老友马汝邻经常晤面的地方。他俩聚在一起,谈得最多的是西北的一些近代人物,你一句,我一句,悄声细语却又妙语连珠,严肃的话题在调侃幽默中尽情表达。青年马明达见识过两位老先生尽情的笑声中含着泪水,薛文波笑到大咳不止。薛文波告诉马明达:“我们(指自己与马汝邻)老哥俩的叟墓文,要由你来执笔,就叫《薛马外传》。”一旁的马汝邻接着又补充一句:“记住了,可不是《响马外传》。”

爱妻马承荃,出身名门,知书达理,教育子女能够引经据典,循循善诱;操持家务井井有条,更擅长手工刺绣,颇受邻里尊重。薛文波受难后,她一人坚强地承担起抚养着几个孩子的重任,直至五十二岁去世。那时,他还在牢狱之中,尚不知外面事。以后获释,他知老妻病殁、一子夭折,心中凄苦无比。他至死都穿着妻子早年裁制的衣服,常常触目生哀,难以形容,说是:“一水东流有尽时,难尽悲怀。”又填作《虞美人》一首悼念亡妻:

 

超人自是刚强处,反被刚强误,

误君是我我何言,只有戚戚切切痛苦年;

依依情感悠然在,悲思终难解,

夜阑风雪潇潇时,痛读元稹几首悼亡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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