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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流与铁轨

2016年第3期   浏览次数:      回族   杨美宇  

1989年冬夜,我、陈刚、马永波、杨于军,聚在车辆厂职工宿舍里,那宿舍是马永波的家。他的双人床是两张床并起来合成的,就是宿舍里最常见的那种铁床,而另一张竖在门边的单人床上放着锅碗瓢盆。永波说,本来这宿舍里还有两个职工。一个家在哈尔滨,不大住宿舍;还有一个家在阿城,由于是铁路职工,通勤方便,所以也不大住。他就在结婚时把房子占下了。屋子里除了那三张床,就是一张破书桌,两个破凳子,再有就是一些零乱的书了。我们把桌子搬到单人床边,把买来的花生米、熏豆腐、酱鸡翅摆在桌子上。桌子上的漆已经差不多磨光了,露出灰白的本色,而且桌面凹凸不平,两块桌板之间,还有一条裂缝,花生米掉在桌上,就从裂缝掉到书桌里了。他们三个聊西安的人和事,聊诗社,聊诗。他们都在西安上的大学,陈刚毕业于西北政法大学,杨于军和马永波是校友,都是西安交通大学。永波是计算机系,杨于军是英语系。杨于军低永波两届,是他和仝晓锋主办的“星火文学社”的主要成员。

我是一个默默的倾听者,被隔绝在话语之外,但又仿佛深入其中。我那时大学三年级,写很幼稚的诗,也写很幼稚的散文。1986年,我十七岁时,经常在高考复习中不务正业——写诗投稿,文学梦远甚于大学梦。我把稿子投给西安的《当代青年》,编辑不用我的稿子,但写来热情洋溢的回信,他称赞我的文笔,并告诉我现在的首要任务是考大学。那封信的署名是“你的大朋友——陈刚”。

在见到杨于军之前,我就知道她。1989年,我在《星星》诗刊上读到她的组诗《白色的栅栏》,非常非常喜欢,就写信去问陈刚,问他认不认识西安交大叫杨于军的人,我说我特别喜欢她的诗。陈刚回信说,那是他的朋友,并且寄来了杨于军用钢笔手写的一本小诗集。那诗集在某一段时间里,被我天天翻着,不多久有的书页就已经毛边了。

我们聚会,是由于陈刚出差,他去北京,转路来哈尔滨看我们。这是我们通信三年后第一次见面,而永波也正是在我和陈刚通信的那一年,毕业分配到哈尔滨车辆厂设计科的。杨于军则是在1988年分配到哈尔滨电工学院做英语老师。

四个人,除了陈刚热烈一些外,三个都是沉默而安静的。永波爱用眼睛说话,他的眼睛大大的,忽闪忽闪的,有长长的睫毛。杨于军,面色苍白,总是坐着坐着就好像走失了一样,一副迷离的样子。他们两个都是很内向的人,而我,因为年岁小于他们,又什么都不懂,所以无话可说。好在,他们有共同熟悉的人与事,而我们又有共同的爱好,所以就像地下党对上暗号一样,虽然大都沉默安静,但内心里知道大家是自己人,便生出莫大的亲切与热爱。

屋里灯很暗,外边飘着雪花,黝黑的窗玻璃上印出灯、桌子和我们的身影,世界之外另有一个舞台,而我们在这幽远朦胧的舞台上凝神静坐。

我们聊天的时候,永波的妻子安静地坐在双人床边织毛衣,她正怀着马原,她高挑漂亮,跟一米八六、帅气逼人的永波站在一起,绝对是一道引人注目的美丽风景。屋里是安静的,即使有人说话,也是安静的。他们的语速都很慢,语音很沉,像松花江脉脉的流水。我坐在那里偶尔会听到横在头顶的水管里有水流哗哗啦啦地流过。突然,宿舍里一片黑暗,永波的妻子说,没事儿,肯定是谁又用电炉子了。永波说,这楼可有年头了,所有线路都老化了,一用电炉子就得跳闸。

那一晚陈刚住在了永波家,我和杨于军在半夜坐着最末一班小公共汽车各自回到学校。走在白雪覆盖的校园里,一路孤寂清寒,雪花在空中迷离地飞扬,天地溢满雪的清光。我并不急于赶回宿舍,仰起头,雪化在温热的脸上,挂在睫毛上。十九岁的我,也是这雪花吧,在清亮的冬夜里,渴望着飞翔,也渴望着沉落。

大约有半个学期的时间,我上学放学总是夹着一本《朦胧诗选》。中文系曾经做过一次调查,有一项是“你最喜欢的书是什么?”我填的《朦胧诗选》。我们征集诗稿,出墙报,出油印的杂志,办诗歌朗诵会,也到各个院校去交流。我们张口北岛,闭口顾城,我们订阅《诗刊》《星星》《诗歌报》,我们还去邮寄《诗歌日记》(是诗刊社发行的一种每一页都印上一首小诗的日记本),我们还邮寄了1987年、1988年《全国诗歌精粹》……

这一切是怎么开始的?是开始于哪一缕清晨的阳光,开始于哪一个睡前的故事,还是开始于哪一本稚嫩的小人书?偶然的种子——风吹来?雨落来?却开出另样的花朵,把一些人开成飘浮的尘埃,开成了吹荡的风。很多人倾尽一生只为守护这细小的株苗。在这个冬日的黄昏,在台灯幽静的光晕下,那些离枝的鸟儿啊,可曾听到一声轻唤?遥远岁月中的遥远故事,必然伴我们一生,无论此刻你们在做什么。

永波所在的车辆厂在哈尔滨大名鼎鼎。我的伯母就是车辆厂的工人,八级工。小学四五年级的时候,我们家借住在伯母家,那时,伯母是全家工资最高的人,爸爸这个大学老师的工资只是她的一半,伯父当着人事科长,也远没有伯母的工资高。不但工资高,地位也高,他的两个小徒弟,经常家里来家里去,师傅长师傅短地叫,家里什么活,他们都抢着干,去邻居家玩,也经常这样被人介绍:她家可厉害,她大娘(伯母)是八级工呢。

常常在周末,我们会拿着伯母给的票到车辆厂文化宫看电影。我对那座古老的折中主义建筑总是有莫名的恐惧和惊奇。迈进那扇四米多高、漆面斑驳的厚重木门,踏上被岁月磨出幽暗光泽的拼花地砖,一瞬间,我总觉得自己好像一脚跨过了百年。前厅举架高达八米,大门、窗台、木墙裙边全都由很厚的楸木制成,清一色漆成紫檀色,在风尘剥蚀中,依然可见它的光华。剧场棚顶中央的大型铜质欧式吊灯,垂下无数的金光闪闪的头颅,雕饰繁复,古朴高贵。电影开始前,我常常抬头仰望着它,奇怪这七八米高的距离,人们怎么给它换灯泡,同时它那沉重的样子,也让我担心它会不会在某一时突然掉下来,砸碎我的头。

光影让我沉醉和迷离,《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桥》《叶塞尼亚》《大篷车》《庐山恋》《爱情,你姓什么》……英雄、爱情,在由头上的水泥方孔里射出的灰色光柱中渐渐弥漫开来,带我梦游。

车辆厂文化宫由俄国人建于1901年,砖石结构,中东铁路时期曾是一个豪华舞厅,专门为俄国高级技术人员提供跳舞、唱歌等休闲娱乐服务用,移交中国后安装了排椅,改建为剧场。

其实,这样风格的楼宇,在我小时候的哈尔滨到处都是。车辆厂的厂房、医院、宿舍,差不多都是这样的建筑。浩大的车辆厂本身就是一个多风格的建筑群落。每一座房子都雕琢典雅,每一座房子都坚固耐用,每一座房子都可以讲出丰富的历史和曲曲折折的故事。

在去往文化宫的路上,我时常会在上游街一家院子前停住脚步,因为我不止一次从那个俄式的石头平房里听到钢琴声。5月,透过绿色的木栅栏(哈尔滨人叫它板杖子),可以看到那一家院子里的丁香花开成紫色的一片,紫红色的尖顶门厅上和灰白的石头墙上爬满绿莹莹的葡萄叶。偶尔我会看到那个穿着过膝的背带短裤,有着俄罗斯血统的小男孩,在院子里玩。那时在哈尔滨有很多这样花香扑鼻的院落和爬满藤蔓的石头房子,它们就像特殊的音符,给哈尔滨奠定了特有的诗意基调。而5月,整座城市都溢满丁香花的馨香。

在永波进入车辆厂的那段时间,车辆厂已是明日黄花。伯母已经退休在家,小弟接了班,做电工,每月也就几十块钱的工资。永波是技术人员也是一样,工资不到百元。1991年,我又去过一次永波家,这时,他住得更差了。还是车辆厂的职工宿舍,但是,一间房子从窗子中间用纤维板打了隔断,两家各占一边。宿舍的房间本来就十几平方米,这一间隔,空间大小可想而知。我去了坐在他家门口的那个小凳上一动也不敢动,因为一动就会碰到坐在床边的永波的腿。永波人高马大,但是他家唯一的床,从窗下铺向门口,占了大半个屋子,却也还是那么小。那时马原已经快两岁了,我真不知道,他们一家三口是怎么挤在这一间小屋里生活的。永波说,住在另一边的是一对新婚夫妇,晚上马原一哭,那边就唉声叹气。也还记得后来我说要上厕所,永波不好意思地说:“这楼里公共厕所又堵了,上厕所得去很远的办公楼。”

我们在一起还是谈诗,他说:“叶赛宁的东西好啊,这家伙的东西很忧郁,伯莱写得简洁,艾略特太复杂,里尔克尖锐,都好!”他还说,他正在注意毕肖普和阿什贝利,“毕肖普的描述,贼客观,写得精细,他能把真实直接转化为幻觉,像画家一样,厉害啊!”从1992年起永波用了几年的时间,陆续译出了毕肖普的诗全集,阿什贝利的十一本诗集,包括《凸面镜中自画像》《网球场宣言》《春天的双重梦幻》《山山水水》《三首诗》等,度过了艰难而幸福的沉浸时光。永波谈起诗的时候,眼睛总是盯着你,表情肃穆,那神情就好像他在告诉你一个天大的秘密似的。其实他的谈论远超于我的阅读和理解力,好在我一直是个很好的倾听者。在后来我和永波断断续续的交往中,我最喜欢的就是和他一起逛书店,学府书店、精华书屋、中央书城,我们在一排排书架中走过,走到“外国文学”处,徘徊,驻足,他总会用厚大的手抽出一本说:“这书,贼他妈的棒!”或者指着书上的作者说:“这家伙,可厉害啊,整一本!”我跟在他的身后,像他一样,把一摞摞书——《博尔赫斯全集》《卡尔维诺全集》等等捧回家。不知道他的书都看了没有,反正我的书多数是堆在那里,就像一个个被热烈娶回,又打进冷宫的新娘。我们也谈陈刚和杨于军,陈刚考研了,杨于军已经离开哈尔滨随爱人去了广东。永波说,杨于军走时把以前所有的日记和大部分诗稿都留在了他这里。他说杨于军在读大学时就完整地读完了《存在与时间》,而且写了很多笔记,杨辉把这些笔记也留在他这里了。而他很惭愧,“这书我到现在还没看完。”永波说,陈刚来信告诉他我是个蕙质兰心的人,让他好好待我。说起信,我记得我和永波也通过信,后来都丢了,唯一记得的是他在信里向我提到马原,他说:“把孩子放风里一吹就长大了。”那天黄昏,我和永波一起去车辆厂幼儿园接马原,马原在车辆厂阔大的院子里蹒跚而行,小小的人被高大的永波抱起时,就像抱起一个玩具小娃娃。

我们一生中也许会和很多人常常见面,但那在物理空间的相见大多也只能称之为遇见吧。其实真正的见面另有一种意义——思想相融,灵魂紧握,它完全可以超越现实的时空障碍,因为这种见面有其另外的场所,那儿只有流水、风车和深夜花园里的隐秘气息。这些远在西安、北京、成都的人,被永波念念叨叨二十几年,虽然我一个也不认识,但他们的名字一直被我记得,像老朋友一样。永波说话时,语气总是缓的沉的,他的话语也让你觉得安静,就像他的诗,总是以和缓的叙述,漫不经心似的闲谈,把你带进过往与未来,有限与无垠,带进对生与死的深入思考中。他的眼睛还是那么漂亮,大大的,静默的,长长的睫毛忽闪忽闪的,这让我想起那个冬天的黄昏,我第一次见到他时的样子。陈刚到我的宿舍来找我,说他的另外两个哈尔滨朋友正等在楼下,他要介绍我和他们认识,并且要在一起聚一聚。我跟陈刚下楼来,便看到一个高大帅气的男生,倚在我们三舍门口的白杨树上,正在眺望灰蒙蒙的天。陈刚招呼他,向他介绍我,他点了点头,眼神有些羞涩,有些躲闪,仿佛不敢看我,他就是马永波。我见过的诗人,长得都有些特异,非矮即胖,再不就瘦,即使不歪鼻咧嘴,也都打扮得乱七八糟。永波虽然长发垂肩,但是干净整齐,穿着土黄色的呢子长大衣,配上他高大匀称的身材,古铜色的皮肤,漂亮的五官。1989年的马永波,就像他倚靠的那株白杨树,挺拔而俊朗。

199166日,我见过马永波之后,就有十年没再见他。那一年7月,我大学毕业了,隔一年我结婚,再一年我生子。十年里,生活的巨大浪潮完全淹没了我,除了日记我没有写过一篇文章。我远离了文字,远离了永波,与陈刚断了音讯,也不再打听杨于军。

2001年夏天,我陪儿子去八区体育馆练武术,为了打发那两个小时的等待时间,我在单位的阅览室里借了一本19978月的《人民文学》。儿子到体育馆里去了,我就坐在体育馆门外的台阶上,阔大院子的另一头,一群细瘦的孩子,穿着火红的运动衣,正在教练的指导下练习滑冰动作,夕阳擎在对面的楼群上,缓缓下落,它金色的光辉恰好投到我翻开的书页上:《散失的笔记》,马永波。

哦,马永波,他还在写诗!他已经写到《人民文学》上去了!(其实,他早在1989年就在《人民文学》上发表过组诗。)那一刻,我在火红的夕阳中迷失。仿佛突然发现自己在树林里走错了路,我怔怔地坐在地上,不知道该走向哪里。往事蜂拥而至——文学社、诗会、杂志上署着阿宇名字的文章,写诗的朋友……而又仿佛没有往事,那些都是真的吗?都是什么时候的事呢?太阳慢慢地沉落下去,在楼群的背面,金色的楼群变得灰暗。

2001年夏天,我开始寻找马永波。而2001年,也正是车辆厂拆迁的一年,职工放假待岗,马永波下岗了。再无音讯。

再见到永波,是在2001年的深秋,他从南方回来,主动联系了我。再见诗人,他还是长发垂肩,但是他的头发几乎全白了(后来一直染发),有些发胖,眼睛还是那么大,但是没有以前明亮,而且布满血丝,他依然高大,但是背有一点点驼了。他像一件被水流冲洗多遍的牛仔上衣,俊秀依然,却已多了一些松软和褶皱。他倚靠在茶馆紫红色的木椅上,水杯里不断升腾的水汽,弥漫在他的胸前,朦胧了他的脸。下午三点多钟,太阳斜沉,仿佛一颗巨大的红色泪滴。窗外对面街道上,一个老妇人在卖她摊床上的水果。妇人被肮脏破烂的棉大衣和灰黑的方头巾严严实实地包裹着,像臃肿而灰暗的熊,而摊床上橙黄的桔子和浅黄的水晶梨,却闪出炫目的金光。窗外有风,但是我们听不到风声,只有枯叶和妇人灰色的头巾在空寂的街上翻卷着,翻卷着。永波依旧沉静,语调轻缓。

2001年春天到2002年秋天,哈尔滨发生了轰动一时的“车辆厂保卫战”。《黑龙江日报》上发出了保护哈尔滨车辆厂百年厂房与机床的呼吁,一时间拆与不拆,毁与不毁,成为人们斗争的焦点。

车辆厂的历史就是哈尔滨的历史。1896年,李鸿章与俄国人签订了《中俄密约》,条约中规定俄国可以在中国的吉林、黑龙江两省建造铁路,就是所谓的中东铁路,哈尔滨作为这条铁路沿线的一个站而逐步形成为一个城市。黑龙江省文物鉴定委员会的《文物鉴定证明》上这样写着:“这些具有百年历史的机床是哈尔滨车辆厂真实生动的历史印迹,它们本身就是记述着哈尔滨城市历史的发展脉络,同时,又是中国近代工业史、中国工运史、中共党史、世界工业史的见证。”

但是巨大的机械臂还是在某月某日的深夜二十三点,躲过捍卫者的眼睛,在耸立了百年,坚固俊美的红砖墙上刨出了巨大的窟窿。半夜里的一声声巨响,惊醒了许多人,他们睁开惺忪的双眼,又倒身睡去。他们不知道又一段历史的印记,即将在他们的睡梦中香消玉殒,变成废墟。

如今车辆厂的旧址变成了上海街,那里有爱建小区,那里有一座座新贵的高级住宅楼。由于临近哈尔滨风景最优美的松花江畔,又由于楼盘设计得高贵舒适,这里的房价是全市最高的。这里高楼林立,这里的马路宽阔敞亮,这里的广场庞大气派。晚风中,我们可以看到抱着白色宠物狗的妇人,大腹便便的男子,手挽着手的时装情侣,肩并着肩的朴素老夫妇。他们走过肯德基店门上那个八字胡的老头,走过川味火锅店庞大而明亮的橱窗;他们走过声色缠绵的酒吧,走过豪华的影楼、家具城;他们走在徐徐的晚风里,也走在迷离沉醉的霓虹灯下。私家车占满购物广场、高级酒楼外面的车位,还不停地有宝马、奔驰进出广场底层的车库。华丽,时尚,喧嚣,热闹,爱建小区目前可以算是代表了哈尔滨现代化的最高成就吧。

……

 

                        


杨美宇,回族,哈尔滨人,教师。黑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少数民族创作培训班第十八期学员。诗歌、散文见于《广州文艺》《诗林》《岁月》《青海湖》《华语诗刊》《诗东北》《中国诗人》等。2013年—2014年为《哈尔滨日报》专栏作者。诗文入选《2009最适合中学生阅读诗歌年选》《倾听岁月》《风吹树响》等书。


                            

抵达更辽阔的天空

(创作谈)

《河流与铁轨》写于2008年,力图通过几个诗人,一座旧工厂的变化写出一座城市的时代变迁。诗人,在困苦的生活里奔突却紧守心中的圣坛;工厂由辉煌鼎盛到无可奈何花落去;城市日新月异。人们享用新事物,同时,也更恋故怀旧。而一个感受过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诗歌盛世的诗意女孩,穿过烟尘火色,终于与命运和解,安然于一手生活一手文学,如同她痴迷于被紫丁香掩映的绿色木栅栏,也会欣喜入住耸入天际的钢筋水泥。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个体,面对时代的飞旋,都要经历这样的两难:新与旧,过去与未来,精神与物质,理想与现实,河流与铁轨。文学可以表达疑惑,文学也可以提示和求解。我希望,我能写出自己的怀念与忧虑;我更希望,我能超越小女人的轻愁浅恨,以沉静的笔力挥动内心的波澜,让它抵达更高更远更辽阔的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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