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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使之城

2016年第6期   浏览次数:      回族   海 海  

那两个天使落在你的肩上

她们从此不离不弃

一个记着你的德善

一个记着你的亏折

 

和萨米每次握手,完了他都会咧嘴笑着说“我喜欢你这么有力的握手”。

在洛杉矶的朋友里面,萨米是唯一和家人一起生活的。他二十四岁,父母大概三十年前来的美国,他和他的姐姐都出生在洛杉矶的卡尔弗城,在洛杉矶上的学。听我们圈里的其他朋友说,去年的开斋节他的父母把大家接到他家,饱餐了一大桌传统的埃塞俄比亚菜。可能吃得太多,最后都有点食物昏迷,七八个小伙子横七竖八躺在他家车库的沙发上就睡着了。大概因为这件事,也因为他家就在清真寺附近,萨米就成了我们这个小圈子里的核心。他回埃塞俄比亚的几个礼拜,大家见面总会先相互打听他的近况。

萨米家附近的法赫德国王清真寺是洛杉矶最大的清真寺,大殿可以容纳五百多人同时礼拜。即便这么宽敞,每周五的主麻去晚了也只能跪在大殿门口的大太阳底下。法赫德清真寺分三层,楼上一层供妇女礼拜,中间一层除了礼拜的空间还有一个图书馆,楼下一层有小净房,还有地下停车场。洛杉矶运转全靠私家车,法赫德清真寺因为停车方便,每个主麻都会牵动几十英里外散居在各个城区的穆斯林前来。因为这个缘故,很难搞清楚礼拜的人里是卡尔弗城的土著居多,还是全城出动者居多。

真正算得上本地坊民的是几十年前就在这附近定居的缅甸难民。我在法赫德清真寺礼拜,每次被新认识的朋友问到国籍时,对方都会因为我是中国人而惊叹不已。但有一次礼完马格里布(昏礼),大殿门口坐着小憩的几个年迈的老伯跟我聊了几句。一问我是中国人,他们立马相互在对方脸上找那种意会中的惊喜,然后告诉我,我们是邻居啊。原来这一街区最早住着的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来避难的缅甸穆斯林。因为同属亚洲,后来就有巴基斯坦和东南亚的穆斯林移民加入。卡尔弗城因为驻有索尼音画的总部和其他一些跨国公司,并不败落。但是因为中东的连年战乱源源不断地制造着家国破碎的难民,法赫德清真寺形似精神上最初的家园,就成了穆斯林难民在南加州避难传奇的原点。

我们的小圈子里好几个都是二十出头的新生代难民,有利比亚的穆阿德、叙利亚的穆罕默德、突尼斯的拉姆兹和玛赫姆德,还有索马里的阿里。唯一年过三十的是索马里的伊利亚斯,他来美国已经有十年了,虽然已经有了美国国籍,但他在索马里有过妻子,七十多岁的父亲还在动荡不安中留守。和他聊起逃难的经过,他总是不能有序地还原那些场景,只是混乱地描述他们从索马里步行穿越到肯尼亚,在肯尼亚面临遣返,又绕道逃到埃塞俄比亚,最后在埃塞俄比亚申请到难民资格,来到了美国的经历。

讲起刚到美国的几年,伊利亚斯最喜欢讲的就是明尼苏达的天气和那里封闭的种族观念。明尼苏达在美国中北部,临近加拿大,是正儿八经的北美大陆性气候区。从红海口的热带索马里到一年里有六个月在大雪纷飞的明尼苏达,伊利亚斯说被安排在那里避难的索马里人首先要学会的就是戴手套、戴帽子和如何不被活生生地冻死。但因为那里土地便宜,而且人烟稀少,很多没被冻死的索马里人就落地生根,活了下来。但在美国的朋友都知道,美国其实是两个国家。东西海岸是一个国家,自由,多样;横穿中部的“圣经带”是另一个国家,“红脖子的白人”保守排外,对世界有他们自己一套封闭的认识。

伊利亚斯在美国十年,讲英语仍带着很重的口音。这样的标识在中部的明尼苏达的任何一个小镇都会格外明显。他说刚开始那一两年他都不敢去镇上白人光顾的餐厅吃饭,因为总有很不友好的当地人挑衅地问他,嗨,非洲人,你跑到美国来做什么?伊利亚斯一米八几的身高,面阔鼻挺,他是难民,但他有东非人自有的人格。有一次吃饭又被这样挑衅,压住怒火,他平静地回击:“你这么好奇,那实话告诉你,我是来满足你们的娘们儿的,这个答案你满意吧?”说罢,那个白人脸憋得通红,半天说不出一个字来。自那以后,伊利亚斯学会了如何去回击这种低级的种族挑衅。回击也许极其粗鲁,但是它很有效。

在洛杉矶出生长大的萨米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挑衅。但萨米却在我们的圈子里经常被调侃,因为他的名字已经入乡随俗,是很大众的美国人名。本来大家也不会在意这个,但自从圣伯纳迪诺发生那宗被全美媒体热炒的大伤亡枪杀案以后,在美穆斯林的个人认同就变成一个很热议的话题。一连几个主麻,清真寺的伊玛目都把演讲的时间用来抚慰大家被“一棒子打死”的不安。他反复强调正是在这种深刻的政治危机当中,大家更不能失去对“伊斯兰是文明美丽的信仰”的认同,而他特意提到穆斯林移民中给孩子取名“基督化”的倾向。萨米面对我们的调侃也就咧嘴笑笑,但他是个骄傲的非洲人,对祖祖辈辈生活的非洲高地埃塞俄比亚有着很深的感情。

他二十出头,有自己的生意。他母亲这边的一个表哥是个设计天才,自己在网上找视频资料研究一些机器的构造,然后模仿设计出了一个制作肥皂块的机器。试验成功后萨米就回埃塞俄比亚投资生产这种机器,两年前还在亚德斯亚贝巴的电视台做了广告。以前提起苦难羸弱的非洲,我总是先想起邪恶的“大西洋三角”,奴隶贩卖和殖民。但是萨米纠正我说非洲有一个国家从未被殖民,它就是埃塞俄比亚。埃塞俄比亚被考古学家认定为人类的故乡。萨米对这个不置可否,但他自豪的是埃塞俄比亚穆斯林中庞大的家族传统。他的舅舅有九个之多,他外祖父一家三代生活在一起就占据了亚德斯亚贝巴的一个小镇。去年有段时间他的舅妈和表姐表弟们来美国探望他们,回国带给亲人的礼物竟然满满装了一集装箱。

他这次回埃塞俄比亚就足足准备了一个月。除了详细计划他回国筹办公司的事情,大部分时间都是和家里的亲戚通电话,安排一些家人的聚会。这种感觉很像八年前当选美国总统的奥巴马回肯尼亚探亲的那种盛况,当然它更像我们国内穆斯林中年轻一辈给老人们挨个开斋的礼数。有时候听他在电话里跟他姐姐商量该给哪个伯伯带什么样的礼物,一时间让我想起大洋彼岸深处塞外的我的故乡。这世界上,再遥远的地方,都有它古老的传统,而大地之上,我们竟有如此相似的传统,一定是跨越千百年的一种人心与人心的熟知。

当然,我们的传统也有一些冲突的地方。去法赫德第一次礼拜时就因为大家不同的成长背景差点被挡在圈子之外。除了北非和中东的这些朋友,我们的圈子里还有印尼和马来西亚的两个留学生,他们都会读写阿拉伯语。我的信仰都是来自我母亲极其朴素的言传身教和清真寺环境的熏陶,我既没有系统地学过阿拉伯语,也没有经过诵读《古兰经》的严格训练,连我的祈祷词多半都是汉语完成的。而更让人哭笑不得的是,因着一千年的陆上丝绸之路,中国的伊斯兰教大部分都存在于波斯语主导的话语系统里。比如我们的五次礼拜分别叫邦布达(晨礼)、撇什尼(晌礼)、迪格尔(晡礼)、沙目(昏礼)和虎伏坦(宵礼),都是波斯语,而正确的阿拉伯语名称却是发吉尔、祖合尔、阿苏尔、马格里布和伊莎。

大概由于国内回族和波斯在语言以及血缘上千丝万缕的联系,国内清真寺对待信仰分歧是兼容并蓄的态度。我在牛街礼拜寺既有伊朗的朋友也有卡塔尔、沙特的朋友,而礼拜寺的乡老大概也是认为只要是来同一个屋顶下礼拜的,分歧就应该放在屋外。而洛杉矶的朋友却认为什叶派是“墨”,近墨者黑。从纯粹信仰的角度看,什叶派因为先知的血缘亲属去了波斯,从而一代代尊崇这种血缘传递确实与单纯的敬畏造物主的信仰相去甚远。可偏偏古老的波斯文明是耕种文明,在伊斯兰到达之前已经有几千年的帝王传承和宗族崇拜。这种文化和生活在华夏文明圈里的回族有些相似,它是信仰与本土文化的一种历史融合。可掺杂了地缘政治和其他利害关系以后,以阿拉伯人为主的逊尼派对什叶派的这种异化就完全不能接受。

我的朋友们在我身上发现的异化也不止语言和词汇上的。有一次做完礼拜,楼上下来一个戴头巾的女孩从我们身边走过,我情不自禁对着她惊叹一声,长得太漂亮了。没想到我这句惊叹竟把这些二十多岁的小伙子羞得面红耳赤。萨米把我拉到背后严肃地跟我说,你自己想想就行了,说出来那姐姐会觉得你是在轻浮地调戏或者挑衅。后来聊起女人,他们又一再非常吃惊我竟然有女朋友这件事。在他们看来我和没有念过尼卡哈的女人在一起简直就是占人便宜。我一时机智,跟他们说从欲望的本质来讲,我只能算是小巫,你们才是大巫,你看你们都要娶四个老婆的。说到这,我们中间埃及的一个朋友就系统地跟我讲了一下教法里规定第二任开始往后的妻子必须是遗孀或者离异的条件。我对他耐心的解释思考了很久,想每个文化都会看到别人的“异化”,但那个站在“正常”位置上的标尺又是什么。我想也许不应该有什么大巫小巫,只要是出于人对于人那种发自内心的爱,就都应该有希望得到造物主的应允吧。

我和我这些朋友的很多分歧可能都出于不同的成长环境,比如我在食物方面对他们的一些苛刻。萨米在洛杉矶长大,他熟知这座城市很多角落里的美食。每周五的主麻过后他和伊利亚斯就会开车带我们去吃各个城区的“清真菜”。说是各个城区,准确地讲其实是各个国家。伊朗的烤鸡肉、索马里的山羊肉、印尼的芥末汤面、土耳其的比萨、埃塞俄比亚的荞面饼卷牛肉、摩洛哥的鹰嘴豆蘸酱和牛肉三明治,我们就这样在菜盘子里尝试过每个国家的风土人情。因为周五晚上我们常去打台球,有时候错过晚饭就只能找还在营业的地方吃夜宵。萨米的最爱是in-N-out的牛肉汉堡或者韩国城的铁板烤牛肉。记得起初我常抗议这些地方不清真,后来萨米跟我说念过比斯敏俩(奉造物主之名)以后的食物就是合法的,因为真主知道你在满足食欲的时候没有忘记食物的来源。而我出生长大的那块土地上,清真饮食很大程度上支撑着民族的自豪感和民族属性的识别,我在夜宵的餐盘上,固守的就是自己二十多年的成长。

成长的经历在每个人身上都有很深的印记。伊利亚斯因为每次吃完饭都喜欢喝放很多糖的甜茶而被大家一再戏谑,说他这样迟早要得糖尿病。有次我给他一包绿茶,他满脸开心,但又调皮地跟我说他知道绿茶比糖茶健康,但是他爱糖就像我爱茶一样,都是文化上的情结。他于是就跟我讲他从小长大的那块土地没有汽车,他年少时就跟着大人长途步行,从村子里走到镇上,或者从镇上走到首都摩加迪沙。在索马里炎热的太阳底下,这种动辄就是几个小时的行走很容易让人失去盐分,所以喝糖茶成了和喝水一样重要的生活习惯。他虽然在美国已经十年,但糖和水掺半的甜茶是他童年里走过的那些长长的路,而十年前那场逃难中的跨国长行,那里面也满满的都是家的怅惘、家的思念和灵魂在梦乡里止不住就满溢的泪光。

这样的泪光大概在利比亚的穆阿德那里来得更加频繁。他来美国两年,世界就发生了巨变。他的父母原来属于主张倒卡扎菲的革命力量,战乱中把十九岁的儿子送到美国政治避难。后来利比亚革命力量分裂,成为割据军阀和国际极端组织的乐土。由于在前国务卿希拉里治下出现了美国驻班加西使领馆被袭击的恶劣事件,美国政府现在基本拒绝接受利比亚的难民。因为政治瘫痪,利比亚的通货膨胀也很惊人,和美元的汇率更是一落千丈。二十一岁的穆阿德已经两年没有见过父母,他甚至都没有空闲去认真想象一下父母在国内怎么艰难度日。他每周除了上课,有二十多个小时在咖啡厅上班挣自己的生活费。他一度在中心城区交不起房租,搬到了洛杉矶北部郊区的一个山岭小镇。有一天晚上,他睡觉听见隔壁出现男女淫乱的叫声,第二天早上他去找房东抱怨,才被告知他住进的公寓是加州色情产业的一个基地。第二天他就一路公交加步行几个小时,提着大包小包敲开了我们中间突尼斯那个朋友的门。

在洛杉矶生活过的人都说这座城市类似“塑料”一般,没有质地感,仿佛她的一切都是金钱与虚荣的堆积,金灿灿的财富和赤裸裸的虚荣。我不敢肯定这就是一种缺乏,因为财富和虚荣里也有着扎眼的真实和刺痛感。我住的西木区有很多高级的私人会所,我偶尔晚间散步或者去买菜的路上经过,总会看到一群面容姣若鲜花的女人穿着短裙站在门口,她们手里拿着邀请函,排队等候参加某个富豪或者好莱坞新宠的私人宴会。也许在国内我可能会嗤之以鼻轻轻走过,但在她们的脸上常有一种近似虔诚的期待,她们陶醉于这种站在街边等着被虚荣临幸的“幸运”,以至于我走过的瞬间都能感觉到她们打在我肩上的同情的目光。

洛杉矶这样的地方与信仰、与光辉万丈的好莱坞相比几乎是渺小的存在。信仰的屋顶都被淹没在起起伏伏的街区和矮矮高高的房子中间。但是这样渺小的存在也有无比现实的真实感。有一次散步走出去好几个街区,走累了想坐下来歇会儿时,看见前面的一个天主教堂。我走进去环顾一圈,竟安静无人。向前走了几步才看到侧面的一个小廊洞坐着一个年轻的女人。小廊洞里有一个更小的窗口,她跟坐在窗背后的牧师交谈着。我悄悄在远处站了很久,然后看见她亲了牧师的手,转过脸起身要走。那转过来的脸上泪水弥漫,根本分不清方向。她与我擦肩而过,却根本没有看见我的身影。那一刻,我突然觉得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人和他所寄居的肉体不太一样。肉体之下,却是一个比肉体更脆弱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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