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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见

2016年第2期   浏览次数:      回族   胡亚才  

我祖母在世时,总是絮叨我的家族史与我家乡石佛镇上回族们的一些事情,不厌其烦。少小时代的我总是这边耳朵进那边耳朵出,心里并没留下什么印迹。长大后,一度觉得祖母的行为仅是一种朴素的家庭教育,是那个时代文化缺失,精神生活匮乏的无可奈何的表现。

直到有一天看到博尔赫斯说的一段话,陡地受到提醒,如同母亲深夜昏灯下纳鞋底时,针尖触碰了一下指尖。博尔赫斯说:“事物的寿命总是比人长久。谁知道故事是否到此为止。谁知道它们还会不会相遇。”

从那天起,我就有了将会与一些尘封在岁月深处,却因了祖母的诉说而不时生动闪现在眼前的人与事擦肩而过,错失良机的忧虑:我喋喋不休的祖母不可能长生不老,不可能万岁,她的那些从她的婆婆,她的婆婆从她婆婆的婆婆那里传下来的事物人物,会在某一天应着真主的口唤一去而不复返。

我祖父当年没有留下更多关于我家族的言说,这本身就是一个不小的缺憾,留给我更多的是他慈眉善目的形象与谨小慎微的性格。这使得我在追述我的家族史时,难以避免地趋于柔软温良而缺欠血性与沧桑。

可能这个结论,我下得有些轻率与武断,当年留不留下家族的言说,本身就不是我祖父能够确定的。在那个时代,作为一个最底层的小职员,生存是最本能、最迫切、最至关重要的事情;生存并发展,当然是充满仰望星空之时目光的内容,那就是请求真主的恩典与恕饶;而生存并发展过程之中,能够带着家人常常回过头来,看一看走过的路,揣摩一下留下的印迹,品味一下心路历程,该是人生上品;倘若再能以某种具象的方式,给家族这种对过往的事情或眷顾、或品评、或反检、或考量、或归纳与总结,以记录、以承载,那更是上之上哉、善之善哉矣。

我祖父做到了吗?我祖父肯定没有做到。我祖父能做到吗?客观地说,我祖父还真的不能做到,他慈眉善目的形象很容易让人理解,但谨小慎微的性格的确让石佛镇的回族倍感不解。我曾祖父曾祖母早已归主,曾祖母在这个世上,不曾留下一帧音容笑貌。我们未曾谋面,我分辨不出我祖父是随从他们的性格还是相似他们的相貌,但镇上回族亲友们是可以分辨的,他们说,形象逼真而性格迥异。我想,我祖父的谨小慎微自有他的理由。很多时候,他不想谨小慎微还真的不行,他不想谨小慎微还真的做不到。

好在我祖母一口气活到九十六岁,喋喋不休而饶有兴致地向我讲述着不同时代里不同的人与事。每一次末了总会有句嘱咐,“记住,别忘了。”说罢,她的目光并未长久停留在我的脸上,而是越过我,移往远处,伴随一声轻轻的叹息。

后来,我一直在想,有很多事物,我们之所以永远都无法看见,不是它们没有呈现,而是因为我们的疏忽、无意而没有和它们建立起可以看见的关系,进而没有使心灵与之连接与沟通。这就使得我们的眼睛无法揭开它们的表面而探其内质。这种目力的有限和空洞是客观的,但在这种客观面前,我们并不是消极的、被动的、无所作为的,更不是束手就擒的。一方面,我们要争取“看见”,能够文学地看见,哪怕是一丝一纹的缝隙与跟进的一丝一纹的阳光,只要看见,就让它跑不掉,我们就抓住不放,就顺藤摸瓜,就刨根溯源,就打破砂锅问到底,就捋出个一二三,再理出个条条道道;另一方面,得有度,我们可以在挖出巷道与路径后,像寻找宝藏一样,虽然困难重重,内心都会难以抑制地快乐。但是,在文学的宝藏面前,一定要知道取舍,知道到底取哪些舍哪些,万万不能纵情,不能恣意妄为,更不能我想咋样就咋样,我想咋用就咋用,我想咋写就咋写。应当知道,没有节制的写作,容易流,也容易俗。更重要的,没有敬畏的写作,自然就没有使命感,没有信仰的抵抗与坚守。

我并未承诺要写一本关于我家族的或石佛镇回族的书,哪怕在我祖母我父母面前,我也是守口如瓶的。他们当然知道我写作,但我就是没有向他们许下过我要写家里与镇上人与事的诺言。虽然我也曾给他们读过几篇我写的有关石佛镇回族的散文,并且他们一听就能说出生活中的原型是谁谁谁。我不许诺,不为别的,我是不想让我祖母我父母还有我的家人对我有过多的期许。因为,我深知写回族的文章不好把握,中原地区回族的文章尤为难写,即便以我的家族,以我生于斯长于斯的石佛镇为主线为背景,我还是多少感到底气不足。但是,我能读懂我高龄的祖母与日益年迈的父母目光中的想法,我也能感觉得到石佛镇上那些回族亲友们目光中的含义。回族中不兴宗族祠堂,也闻所未闻哪个回族家庭曾有家谱族谱之说,口口相传是中原地区回族过去唯一的历史承续的方式。历史,需要文字记录,一脉相承的民族文化与至今葆有温度的亲人事物,更需要文字、需要文学来记录、来承载、来书写。

是的,我坦承,我是要把我家族的来龙去脉整理得清晰清楚,我是要把我温软的家乡石佛镇回族亲友们呈现一下。通过文学的看见,我来老老实实地叙说,充满真情地描写,我的家人、我的亲友们感觉过的事物在他们头脑里所留下的迹象,而远不仅仅限于我的大脑对经历过的事物识记、保持、再现的过程。写作回族篇章,无论篇幅长短,从一开始,我写的就是印象而非记忆。

我的内心在我得悉博尔赫斯之言后就告诉我,这是使命,是我的使命。

于是,我迈上了使命之旅,不管怎样,我都将耐心而坚定地踏地行走。

其实,我是有所准备的,当使命感在那个早晨或那个午后陡然升腾后,我除了对我之前无视、忽略的反省,更多地关注起我祖母、我父母对后代的教育,哪怕是针对一件事情只言片语的表现。

譬如那年,我孩子去北京读书,临行前,我祖母把重孙子叫到面前,高声大语:“记住啊,俺们是回族,不管到了哪里,不能吃的不吃,不该喝的不喝,不许做的不做。别被伊布里斯(经堂语:魔鬼)迷惑了心。”我母亲把孙子拉到一边,轻声轻语:“太奶的话是得记住,关键是要记在心里,要讲个方式方法,别整天挂在嘴上写在脸上。为人处世以前不容易,以后更不容易。”当时,我父亲一直在看电视,待孙子恭恭敬敬接受了太奶和奶奶叮嘱后站在他面前时,我父亲才取下老花镜,不慌不忙地说:“团结是你往后的一件大事,能做到保持个性、体现共性就行。”

在对后代人的教育中,我祖母总是以一种直白的朴素的语言提示着,甚或说唤醒着家人的回族意识,她不遗余力的言行中渗透着她及她那一代人,对与其他民族杂居中的自己家族、民族深深的顾虑。有很多时候,她无意,也许有意使用许多过去从阿訇从长辈那里学来的经堂语,以引起我们的注意力,或许还有我们的反思。譬如她叫同胞用“朵斯提”,叫忏悔用“讨白”,叫灵魂用“罗哈儿”,叫礼物用“海底耶”。当家人准备做某件事时,她总要说“印沙安拉”(一切托靠真主);当一件事情做成了,她一定会说“艾里哈木杜俩戏”(感谢真主)。我祖母以她的回族意识,经过意义的思索、需求的考虑、感受的体验,简单而凝重地表达着一位回族老人的倾诉与请求。所以,后来每每想起,总是别有一番滋味涌上我的心头。

我祖母一生遵主命,她认为在我祖父、我父亲、叔父参加工作后多有不便的情况下,她有责任将我们回族的来龙去脉说清道明,这是真主的口唤。她还认为,孩子上学求识做有用之人合主命,理所当然。但她十分警惕我们每天放学回来后的一些有别于家教的语言行为,她听到粗俗俚语便立刻沉下脸来,以严肃的口吻要求我们改正,直到我们做出明确的保证为止。她每每看到我们谁留着长发,胡子不刮,衣衫不整,奇装异服,她反应得更是强烈,必须立即纠正。她是希望子孙们的婚姻是在回族之间进行的,但对现实中的回汉通婚还是包容的,尤其对迎娶汉族姑娘,她一直是支持的态度。时常在老人们闲聊时举出几个嫁到回族家庭的汉族姑娘的实例,给予正面的褒奖。不过,我祖母对此还是划出一个底线的,她放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千条万条依她,就有一条依俺们,她得从回族生活习俗。”在回汉的交往中,我祖母也能够看得开,可谓大事不糊涂。她在她子孙两代中形成并坚持了一个几十年的习惯:在每年正月初一,也就是新春的第一天的上午,到石佛镇上的回族汉族家庭拜年。我祖母说这是我曾祖母留下来的,这是对当年我太祖父太祖母出逃南京一路奔命落脚石佛镇,最后得回汉两族收留的报答,“拜年是个样子,这个样子不能省,它是说俺心里一直留着这份情哩。”

细一想,我祖母并非狭隘,只是有她的原则。所以,当我那次去美国出境临行前收拾行李时,大行李箱中装了三十六盒清真方便面和三十袋涪陵榨菜。那一刻,心里不由自主地想起我的祖母。我想,这下,她该宽心了,她的孙子即便远渡千山万水,不会饿着了,更不会食用忌食。

我母亲与我祖母有着相同的顾虑,但方式有所不同。她在单位里工作的缘故以及在平日里接人待物,都使她不得不做出一定程度上的妥协。她认为,只要不涉及回族宗教信仰、生活习俗、民族文化等根本性的问题,她都可以在中原地区大背景里尝试着与家人、与回族亲友顺流共行。我想,我母亲是对的。我母亲始终冷静而微笑着面对生活,冷静而微笑着面对世界,直至平静地迎接死亡。让一位回族母亲与天下所有的母亲一样,把生命的全程变作馈赠给这个世界的一个安详而静美的微笑。这难道不是我们所渴望的吗?无论是在现世生活里还是在文学世界中,假如一个人怀守着一座美妙无比的生命之城,却把一生的兴趣、时光、精力和智慧投入城外荒凉的旷野、黑暗的孤独、腐朽的气息、灵魂的惊惧和噩梦缠绕的生活之中,那此人的一生,实在是一场悲凄的自我放逐。

我母亲更加包容的行事风格或许与她小时候的生活环境有关,虽然她也是石佛镇上的回族,但我姥姥家在石佛镇北小街上。与南小街全是回族不同,北小街多半为汉族居民,但这似乎没有给我姥姥家带来什么困难。相反,聪明伶俐的杨家小姑娘得到了回汉两族人的疼爱。与我母亲真正意义上称得上闺蜜的,是一个叫罗惠兰的汉族姑娘。正是她不厌其烦地沟通,乐此不疲地化解矛盾、解决问题,才使得当时贫困家庭的我的父亲迎娶了较为富庶家庭掌上明珠般的我的母亲。我母亲在清真寺的古兰书屋读完了高小,这里除了感谢陶阿訇,感谢我姥姥,主要还是来自我母亲自身的勇气。在当时,在石佛小镇上,在回族中,的确需要很大的勇气,她为此的付出为她此后见识的收获打下了基础。

我母亲一生向善,她把默默无闻的行为作为一个回族必修的功课,坚持日常讨白,在忏悔中自新,在人人称道的行为中救赎。她一方面为我当年与一个回族姑娘结为夫妻而感到遂心如愿,一方面又为二十多年后我断然剪断我儿子可能的回汉姻缘之线感到无边无际的怅然。当时,我母亲说:“孩子,你怎么恁狠呢?”我说:“我想让妈得到宽慰。”母亲说:“孩子被你伤着了。这样的宽慰不要也好。”后来,我虽然没为我的行为后悔,但我就我母亲的反应有了一些有别于以往的思考。我是理解我母亲的,我相信我能读懂我母亲的目光,我能够看见我母亲目光背后的东西。在她心里,每个人都没有孤单地安置在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所以我们不可回避地需要与各种各样的事物、各种各样的同类建立起各种各样的关系。如此,在构成人的一生的日常生活中,不能忽视自己与别人的生命,不能遗忘自己与别人的精神世界,不能漠视自己与别人的心灵需求。否则,违背本性去做事情,只能日复一日地伤害自己伤害别人,让我们的情感世界乃至精神世界伤痕累累。

我父亲以家教严格著称,此次叮嘱还是保持了他家教要求上与表达风格上的一致性。他从公职岗位上退下来,但关注社会仍是他退休生活的应有之意与不二话题。他言及的个性与共性,既是他对生活与工作的理解,又是他的心得经验。在过去对我们的教育中,我父亲既有别于我祖母,也不完全相同于我母亲。他更多的是具有普世价值的公共教育,长大成人后,我在阅读众多书籍,特别在阅读《古兰经》中,发现了一些反复出现、被再三强调的概念,譬如“诚实”,譬如“善良”,譬如“公平”、“正义”,譬如“忍耐”……这些,无论作为个人品质、社会秩序原则,还是作为宗教特征,都是丝毫忽视不得而最应该受到重视,最应该被发扬的。因此,我认为我父亲一以贯之的教育给我之后的散文写作带来了一定的影响。文学,关系人的生存命运和终极关怀,而散文更是靠近生命主体,同时也更需要时光孕育的文体,这就要求我在书写我的家族及石佛镇回族时要透过感性的叙述与描写,来理性地把握人的生存境遇、人文精神表征,以便进行终极关怀和精神追问。如果无视世俗强力介入后的现实底层,无视中原地区现代浪潮对旧有的日常生活与传统文化的解构与颠覆,甚至破碎与毁坏,那么,只能是我自我呓语所传达的一厢情愿的安逸、安详、宁静、幸福,对生活的真实性与情感的真诚度一定缺乏体认。

我父亲名字中有个“均”字,之前我并未在意,直到我五十岁,我父亲已过了八十岁生日后,我才像忽然想起一件大事急事的样子,赶忙在一个双休日,从几百里处赶回固始老家,向父亲求证。这真是件令我异常愧疚之事,做儿子的连自己父亲名字的来历都不清楚,的确说不过去。当时,我父亲对我的举止并未感到奇怪,倒还颇有几分料想之中的味道,显得很平静很安详。我父亲的名字是他九岁时初进清真寺古兰书屋时,一位打北向南途经石佛镇被聘短期代课的汉族教师起的学名,“不患寡而患不均。就取‘均’字。”我祖父采纳了,我父亲就此记下了。他原本就是个认真的人,但大多体现在工作上,不少人认为我父亲除了认真,还刻板。我想,对于具有公家人身份的我父亲来说,那个时代他能有多少如此较真方得以保留的个性化的东西呢?又一想,终究有一,也算是幸事。

在小时候我们眼里,我父亲的工作异常繁忙,无休无止,似乎不是家里的人。我们兄妹六个都曾经有过一种感受:父亲没有疼爱过我们。随着我祖母、我母亲的相继归主,我增加了回家探望父亲的次数,最重要的是与他叙话。这在过去他工作时段里是根本无法想象的事,即便在他退休回到家的时光里,他也不是一下子就换了副和蔼可亲的面孔,而让子女们充满了敬畏。在一次我与他叙话过程中,我提了一个与以往关于时事政治关于社会风气关于国计民生等都不一样的问题,看似不经意,实则为压在心底几十年的话。我问他,在我们小时候他抱没抱过我们。虽然他没惊讶,但长久陷入缄默,显然,他没有想到我会提出这么一个问题。末了,他还是不慌不忙地给出了正面回答。他说没有给予子女更多形式上的疼爱基于两个方面:其一,为自己。那个时候,回族能够参加工作实属不易,能够成为一个单位的负责人更是难上加难。应当珍惜机会,珍惜信任,应当以更加勤奋与努力去回报,贪图小家误大家。其二,为子女。无论谁家都不该娇生惯养,更不能溺爱子女。尤其回族家,子女们从小就得心有敬畏、行有规范、学有所成。有危机感才有进取心,才有事业心,才不等靠要。我父亲说:“你想想,我很早就说,还不止一次说,你们千万别指望我给你们找工作。自己的路自己走,自己的前程自己奔。”

对于我的写作,我父亲是矛盾的,我在中学阶段作文常被老师作为范文在班上乃至全校读来读去,他感到高兴的同时又倍感忧虑。他担心我偏科,像印证他的心思似的,我的数理化差得一塌糊涂。更大的矛盾,是我踏入社会后,尤其在一些文学作品陆续发表后,我作为写作者所常有的对事物的认知角度、对问题的逆向思维,对人物内心世界的辨析、对经历过程反思与对没经历的历史的拷问等等,让我父亲一度陷入不安,他甚至担心我会因此惹出什么事来。开天辟地第一次,他居然找我坐下来促膝谈心,没有居高临下,更没有声色俱厉,但他还是从他熟悉的套路入手,教我如何处理各类关系。如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个人与家庭的关系、小家与大家的关系、工作与学习的关系、生活与工作的关系。就在我被我父亲绕来绕去,差点绕糊涂时,终于,他点破了题,“还有,写作与生活的关系。”三十年前,我年轻气盛,以口号式的回复试图打消我父亲对我写作的顾虑,当时,我说,“文化大革命一去不复返了。”今天想来,我确有几分肤浅与轻狂。

这些年,我父亲对我写作的态度日趋明朗起来,并有意无意地在我回固始老家探望他时的父子叙话中,他明显地增加了对石佛镇回族亲友们的追忆与怀想。其间,一反往日粗线条的或者概念化的交代,填补了众多细节,往往一次平平常常的叙话,不知不觉就是一次完完整整的叙事。有时,他还会提及我作品中的人物或事件,让我感动的是,他能准确地捕捉到我作品所要表达的意思。这对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人来说,是难得的,真的不容易。我父亲说:“这样也好,也算给回族一个交代。”

我了解我父亲的心思,他是在嘱咐我,以我的看见,让更多的人看见回族人一路走来的身影与留下的脚印。

为回族写作,尤其是为中原地区回族而写,为所有关心关爱回族命运的人所写,亦为我的家族所写,是我的使命。并且,我多么希望,它能通过文学的看见,以它具有的绵延性,承载起一个家族乃至一个民族的精神印记和浓重的岁月光影。

                 

审核:买玲

责编:黑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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