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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岛电视台在中国

2016年第1期   浏览次数:         [澳大利亚]贝哲民 程仁桃 译  

半岛电视台驻北京办公室位于天安门广场附近一小区的顶楼。冬日的某一天,我与半岛电视台公司的首席代表埃扎特·夏罗约定见面,我贸然地决定从我所住的位于建国门大街的旅馆走过去。昨晚刚下过雪,白茫茫的一片,但早晨忙碌的交通已经使主干道上露出黑色的车辙。当我到达小区的时候,我的脸已经冻得颇有点僵硬了。夏罗来自叙利亚北部的城市阿勒颇,他的秘书为我打开办公室的门。他的公寓是由著名的阿勒颇家具装饰的,这些玫瑰红色的胡桃木家具非常漂亮,都是由手工打造的,并且以珍珠镶嵌其上作为装饰,我自己的公寓中就有几件这样的家具。不难想象,这些精美的家具在数世纪之前就已经沿着丝绸之路来到中国。

夏罗在北京待了十多年了,在加入半岛电视台公司之前,他是巴勒斯坦大使馆的官员。他有充足的理由对自己在此处的工作感到自豪。夏罗做了许多提升中国在阿拉伯世界形象的工作,他最大的成功是一个关于中国的特别节目,这个节目是借用中国的国家电视台——中央电视台的设备拍摄的。这档节目叫《看中国》,时长三个小时,播放了好几天。这档节目非常成功,大受欢迎。半岛电视台后来还制作了类似的介绍其他国家的节目。中国驻阿拉伯国家使馆的反馈也非常积极。后来,他送了一盘节目的DVD光盘给我,我花了一个晚上的时间观看了其中的几段,这与西方通常描述的半岛电视台的风格是不一样的。

多哈半岛电视台的主持人在介绍这档节目的时候,用中文说“你好”。随后,节目的镜头就切换到坐在中式亭子中的北京主持人,亭子的背后是一汪湖水,风景绝佳。在随后的三个小时里,他会采访来自中国外交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和文化部的官员,这些官员都会讲阿拉伯语。主持人还就中国的“一个孩子”政策采访了两位学生,问他们作为独生子女的感受。其中一个学生用阿拉伯语回答,“我不觉得有什么不同,没什么特别的。”当然也会有一系列有关中国穆斯林的故事。这些故事中有在清真寺中祷告的穆斯林的形象,以及他们欢迎来自阿拉伯的阿訇的情景。故事以对义乌的一个阿拉伯人的采访结束,这名阿拉伯人不过是在义乌的贸易展销大厅做生意的众多阿拉伯人中的一个。

半岛电视台的《看中国》,是媒体在阿拉伯世界的崛起中起作用的一个标志。尽管这种作用还不太明显,目前注意力还是集中在出口、油价和阿拉伯的财富基金上,但媒体在全球的重新平衡中也是同等重要的力量。半岛电视台最初挑战西方是它对阿富汗战争的报道,在伊拉克战争期间,它再次确认了自己新媒体力量的地位。但半岛电视台的影响力延伸更广,不止于告诉我们在阿拉伯世界是如何进行相关事件的报道,它还开通了阿拉伯国家首都与北京之间的沟通热线。在西方,我们总是认为发展中国家必须依赖西方媒体来向世界广播自己的声音。但情况早已改变,半岛电视台的崛起和阿拉伯新闻台对全球公众思想已经有了明显的影响。

看看半岛电视台在北京的办事机构。如今普通阿拉伯人能够及时看到来自北京的新闻,就如同看来自布鲁塞尔和华盛顿的新闻一样。在提升中国在阿拉伯世界的形象方面,这是非常初步,却非常伟大的一步。毫不奇怪,中国政府已经越来越多地通过该电视台将信息传送给阿拉伯普通民众。我问夏罗他是从什么时候感受到中国政府对该电视台态度的改变。“自‘9·11’之后,”他做了一个鬼脸说,“但真正的变化是在2004年以后,那时石油价格开始上涨。”从那时起,中国政府对于日益依赖阿拉伯产油国的局面开始担心起来。突然之间,夏罗发现中国官员开始在半岛电视台上发表讲话。对于一个信奉“少说多做”的国家来说,开始留心起国外媒体的影响,真是一个显著的变化。

半岛电视台声称是第一个与中国官员进行直播式访谈的国外电视台。我不能证实这一说法,但我后来确实看到过这类的访谈。中国外交部西亚司的司长翟军曾经在200611月的节目《无所不谈》上露面,这是一档考问嘉宾的节目,类似于BBCHARDTALK

在十年前,中国政府不可能有机会直接面向阿拉伯民众讲话,现在不同了。除了少数外交官和阿拉伯语专家外,我想可能没有人注意到中国在通过半岛电视台来提升其在阿拉伯世界的形象。半岛电视台的北京办公室证明了在当今社会,公共关系是多么地重要。现在中国政府能够直接面向安曼、开罗和迪拜的普通阿拉伯人说话。在日益全球化的公共关系战中,中国也占有一席之地了。

美国也正在奋力赢得这场公共关系之战。以伊拉克为例,美国政府在努力地向谨慎的伊拉克人宣扬自己的成就。然而,虽然美国的公司位列世界上最擅长销售公司的行列,但美国政府就大为逊色了。20076月的调查显示:有百分之六十七的巴勒斯坦民众对美国的科技有好感,然而只有百分之十五的巴勒斯坦民众对美国政府有好感。经过过去的几年,美国面临的挑战不是越来越小,而是越来越大。通过宣传自己的观点及向阿拉伯民众传递一些画面,阿拉伯的新闻台对于美国政府的糟糕调查数据是有贡献的。

我想他们的成功在夏罗办公室的一个海报上得到了最直观的体现。我们起身离开时,他面带微笑地指着墙上的那个海报。海报上是一组射击者的蒙太奇,但在右下角有一行粗体的白色文字,是广告语,“所有的人都看CNN,那么CNN看什么?”看到答案我笑了——答案是半岛电视台。它总结了这家电视台在过去十年里取得的成就。半岛电视台从CNN起家的地方崛起,并战胜它,它打破了西方媒体在阿拉伯新闻报道上的垄断。它最大的成就是通过使用强大的影像资料,如伊拉克武装人员在街角与美国坦克战斗,参与影响地区事务进程。

半岛电视台不仅打破了西方媒体的垄断,也鼓励其他人作类似的尝试。过去,面对西方媒体强大的经济实力时,非西方媒体看起来几乎无法应对。以CNN为例,估计它的年度花费超过五亿美元。对于一个发展中小国来说,这是一笔巨款,即使它有能力创建一个新闻台,也未必能保持其运营。当然,半岛电视台有富有的支持者,它证明了西方的媒体垄断是可以被打破的,尤其当西方媒体在其母国之外运营时,比如阿拉伯世界。它的成功让别的发展中国家也想建立自己的半岛电视台。西方媒体毕竟是为西方观众作报道的,它最终奉行和遵从的是西方的原则。

 

西方正在回应,但结果是混乱的。20042月,美国政府的独立办事机构——广播管理者理事会,推出了自由电视台——一家设在弗吉尼亚,每天播出二十四小时的阿拉伯语卫视。自由电视台目标是支持理事会在中东进行反恐广播的倡议,并且通过提供准确的报道和新闻分析,通过解释美国政策来反击恐怖主义分子的媒体宣传。几年前,理事会还推出了阿拉伯语的广播电台——Sawa广播电台,理事会委托中东广播网代表自己管理这两个电视台和广播电台。自成立伊始,这些电台、电视台就处于争议中。最糟糕的是,这些台取代了美国之音的阿拉伯语节目,因此产生了一批心怀不满的前雇员们。

作为所谓“独立视角”的倡导者,自由电视台肯定将无法赢得观众。阿拉伯人显然将所有的媒体,包括半岛电视台在内,视为政治机器。在历史上,阿拉伯政府紧紧地控制住它们国内的媒体。即使在当今,私人的媒体机构也无一例外地由阿拉伯大亨所拥有,并且负有政治使命。半岛电视台也不例外,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它由于允许以色列人在其节目上发言而被指控亲以色列。作为一个非本地的阿拉伯发言者,它迎接挑战去阅读阿拉伯语的报纸。但是,仅仅阅读报纸是不够的,你还必须知道报纸所有人的政治观点以察觉报道中的立场。自由电视台的问题在于,半岛电视台或者其他诸如A1 SafirA1 Hayat之类的阿拉伯报纸的所有人的既定利益,至少比自由电视台及其后台美国政府更接近普通阿拉伯家庭的既定利益。

自由电视台不仅面临来自阿拉伯新闻台的竞争。2008年,英国广播公司(BBC)开通了它的阿拉伯语频道。英国广播公司本打算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早期开通阿拉伯语的电视频道,但在与沙特阿拉伯政府协议失败后就放弃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半岛电视台最初的雇员中有一百二十人是来自于一个沙特阿拉伯和英国广播公司联合举办的频道。该频道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由于一系列的政治争端而停播了。英国广播公司的第二个阿拉伯语新闻台显然在运用其对该地区六十年的广播经验方面障碍更少、定位更好。2007年,法国24台开通了自己的阿拉伯语频道。不管怎么样,自由电视台、英国广播公司和法国24台在阿拉伯世界面临着日渐拥挤的生存空间,它们可以通过努力奋斗取得成功。

我所读到的最佳反映是一项由美国前大使爱德华多·杰瑞强主持的就美国外交进行的一项研究,该研究由美国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委托进行。它显示出中东对于任何形式的国有电视台都持高度的谨慎。它认为拨款给美国的公众或私人公司,由它们去制作高质量的节目,然后通过现有的诸如半岛电视台之类的渠道进入该地区,效果会更好。类似的结论也许曾指导过英国广播公司。英国广播公司在制作这种高质量的节目方面已经有些年头了。当然,一名A1 Sharq的编辑Al Awsat引用数据研究成果表示,大部分阿拉伯人喜欢英国广播公司制作的中立阿拉伯语节目。

中国政府已经走在了正确的道路上,它将电视设备借给半岛电视台的决定是聪明的做法。半岛电视台三小时的纪录片将许多时间花在探索历史上阿拉伯世界同中国的关系上了,剩余时间被拿来探索中国了。中国政府免费有效地借用了阿拉伯世界最受欢迎的卫视之一——半岛电视台。认为观看了这个纪录片的阿拉伯普通家庭的数量,远大于在同一星期观看A1 Hurra的观众数量的假定是非常合理的。有意思的是,中国人开展了一个重要的公共关系行动,这对西方政府是重要的一课。

 

半岛电视台不是唯一的挑战。中国政府在许多教科书式的技巧方面表现更加优秀,它的信息控制能力解释了它为什么能在阿拉伯世界获得较高的评价。

新华社是先锋者。居住在中国的阿拉伯记者极少,因此新华社将它的稿件翻译成阿拉伯语以满足阿拉伯世界的出版需要。通过这种方式,它在很大程度上能精确控制信息。事实上,2006年,新华社与埃及的《十月周报》达成提供阿拉伯语稿件的协议。目前,《十月周报》主要购买新华社关于中国国内事件的报道,但有一天它会购买新华社关于外国事件的报道。同时,新华社也报道中国在阿拉伯世界的举动,它的报道在之后被翻译成阿拉伯语和英语。有意思的是,它在阿拉伯世界的报道是了解中国行为的主要信息来源。

中国的国家新闻社也更直接地瞄准他们的阿拉伯受众。我是在20066月于叙利亚举行的中国国际汽车展上搜索阿拉伯语新闻时注意到这一点的。我是找到了一篇阿拉伯语的文章,但对于该事件报道的广度吓了一跳。因此,我决定查一下信息来源。一个叫作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媒体发表了这篇文章。它就是中国版的美国之音,以四十多种语言广播和出版。在这个案例中,这家媒体的阿拉伯语部制作了这篇用于在阿拉伯世界传播的稿件。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建立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当初建立的目的是为了加强中国共产党与其他国家的政治联系。随着市场改革,它也在进步。现在它在建立经济联系方面同样高效。

这些国家新闻社在引导中国商人关注阿拉伯世界的机会时也同样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对于主要的贸易行业,报社经常派遣记者到国外去报道阿拉伯世界的市场状况,他们是一个价值无限的信息来源。以《国际商务日报》为例,该报于1985年由商务部建立,之后一直受到商务部的资助。正是在《国际商务日报》中,我惊诧地看到了叙利亚的中国汽车展的详细状况。该报纸的记者受邀与来自新华经济新闻及其他报纸的记者一道参加了这一展会。他诗意地呈现了戴面纱的叙利亚妇女站在阳台上向代表团挥手的行为,同时也广泛地报道了叙利亚汽车工业的市场状况。无疑,他的文章会被国内的中国汽车制造商们读到。

国家媒体社的努力也不总是有意而为之的。它们不过是为了增加它们对外事务的覆盖面,比如:它们一向鼓励商人们找寻新市场。以王先生为例,他是义乌嘉兴制衣厂的外贸经理,20068月,从该厂设在迪拜的办公室传来消息,由于发生冲突,黎巴嫩消费品严重短缺,王通过中央电视台时刻关注战况,准备在战争一结束,就运送货物进入。新闻站点新浪网以及凤凰卫视的纪录片同样也帮助中国的商人们发现新的市场。我曾经问一个在迪拜龙城的中国商人,“为什么选择来迪拜?”她说曾经看过一个关于阿拉伯世界的中文纪录片,她自己认为“这看起来是一个机会”。

看起来西方政府已经输掉了公共关系战。自苏联解体之后,它们对公共关系的关注就逐渐下滑。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苏联解体之后,美国政府就放弃了许多公共关系的武器。这其中就包括致命的决策——在1999年解散了美国信息处——也许是最接近于美国官方新闻部的机构。可能美国政府认为,既然苏联不复存在,这个信息处还有什么用处?然而,包括“9·11”在内的系列事件以及经济挑战都提醒赢得冷战并不是历史的终结,还有一场公共关系战要打。而且,西方政府面临着复合的、老练的对手。

 

阿拉伯政府对于犯下与西方政府相同的错误也负有责任。对于损害阿拉伯世界与中国关系的行为或事件,它们并没有利用中国国内媒体的力量施加影响。马晓霖是新华社前主任记者,擅长阿拉伯语,服务于新华社期间在加沙和科威特工作,之后离开新华社担任新闻杂志《环球》的主编。他被认为是“中东通”,很有资格就中国与阿拉伯世界的关系发表意见。2004年,他写了一篇文章检视中国在阿拉伯事件上的新闻覆盖,马宣称中国派往以色列的记者在离开中国之前都会被邀请到以色列大使馆接受一个情况简报。马从未受到科威特大使馆的类似邀请,他只是后来收到来自巴勒斯坦大使馆的邀请,那还是在他完成了在加沙的三年轮职回到北京之后。这样就太晚了,实在太晚了。马还写到以色列政府邀请许多中国的高级学者和报社记者访问以色列。这样,中国学者和报社记者中亲以色列的就越来越多,他们就是所谓的“亲以派”。

马的文章让我想起了我早前同《光明日报》的记者陈克勤的谈话。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中国政府的支持下,他花了几年时间在叙利亚学习阿拉伯语。后来他在阿拉伯世界工作二十余年,他的阿拉伯语非常好。但陈在最近对以色列产生了兴趣,过去几年,他在耶路撒冷工作。1995年,中以建交,但《光明日报》花了几年时间才得到中国政府的许可建立一个以色列办事处。办事处被批准建立之后,1997年,陈被派往以色列。尽管他在阿拉伯世界待了很长时间,但陈在亲阿拉伯的同时,也逐渐“亲”以了。

他的情况不是个案。互联网的崛起和中国不断增长的博主的数量改变了中国国内媒体讨论阿拉伯事务的方式。还是以马晓霖为例,他后来建立了一个面向博主的站点,名叫联众社区。报道巴勒斯坦年轻人和以色列军队之间战斗的经历给他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他想建立一个鼓励思想交流的站点。我曾经在《阿拉伯世界》杂志——一个致力于阿拉伯事务的中文期刊——发现一篇文章,作者是中国驻叙利亚的前大使时延春。正是在竭力联系时的过程中,我发现了他在联众社区上的博客,也随之找到了一系列由马写作的关于阿拉伯世界的文章。

正是中国博主们的崛起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对阿拉伯世界态度的变化。中国博主们更倾向于对外交事务持一种中立的视角。这与过去的实践是一个标志性的变化。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中国政府是阿拉伯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支持者,认为如埃及、叙利亚和也门是反帝主义者。这种立场意味着中国更倾向于阿拉伯世界,而不是以色列。

如今,对于阿拉伯世界的关注越来越多,随着黎巴嫩真主党和以色列之间的战斗在20067月逐渐升级,我追踪了中国最大的新闻站点——新浪网的聊天室。我最初的印象是这个聊天室的大部分参与者是亲黎巴嫩反以色列的。许多人对于以色列轰炸而导致的妇女和儿童的死亡非常愤慨。但除了这一点外,讨论渐渐趋于平衡。

这并不意味着对阿拉伯世界的兴趣在渐渐消去。事实情况截然相反,新浪网以黎巴嫩战争为主题创建了一个主页,与BBCCNN创建的主页没什么不同,包括最新的新闻、互动式的态势图、主要参与者的背景资料、过往冲突的时间列表以及由专家提供的评论。现在,新浪网已非寻常网站了,它成为世界的领先者,从每日的点击量来看,在200810月,它在全世界排第二十一位,遥遥领先于CNN的第四十六位和BBC的第四十八位。必须承认的是,新浪网不是一个调查报道的杂志,在报道国外事件的时候,它还太依赖于翻译英语文章。但新浪网调配相当数量的资源报道黎巴嫩战争的事实,标志着中国对于阿拉伯世界兴趣的高涨,而不是衰减。

之后不久,我就在大马士革找到了证据。我所乘坐的飞机在大马士革国际机场降落,刚刚停下,一个手持相机的中国人就突然从最后一排座椅冲向前。在飞行过程中,我并没有注意到他。一名叙利亚乘客正在努力地从头顶的行李架上拿行李,他手中的相机对准了他。这名乘客看到这种情形有点惊诧,但还是停下来微笑着回答了问题,尽管其他的乘客已经鱼贯而出。后来我向这名记者作了自我介绍,他听到了我的中国话后非常惊奇,我们就在飞机的过道中攀谈起来。他的名字叫陶路(音译),他的小组被凤凰卫视派去报道战事。我和陶交换了名片,并且约定在大马士革再见面。

凤凰卫视在中国媒体中扮演了一个不寻常的角色,它以汉语向相当多的中国观众提供报道。凤凰卫视总部在香港,宣称是唯一一家现场直播“9·11”事件的香港电视台,是一家普通的香港中文新闻台在未来可能转变的良好范例。

不过,这次我在大马士革并没有机会再与陶碰面,但后来我们在香港见面了。我们下班后在九龙一起吃了顿饭,陶刚刚从古巴回来。长途飞行让他略显疲倦,但他很高兴得以采访古巴的外交部副部长。“甚至连CNN都没有这种机会。”他说。陶是凤凰卫视的国际记者。最初,他在中国的外交部担任译员。加入凤凰卫视后,他曾经在古巴、伊朗、叙利亚和土库曼斯坦进行报道。他也曾经采访美国前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我与陶在一个能够俯瞰香港全城的餐馆见面,霓虹灯闪烁的摩天大楼尽入眼中。这个餐馆以经营北方菜而闻名,在等待上菜的时候,我问起了陶的叙利亚之行。

他的同事们赶赴贝鲁特了,而陶依然待在大马士革,但那一周极富成果。中国驻叙利亚大使安排了与叙利亚高级官员们的一系列会谈。中国大使与各界都有着良好的关系。陶雇用了一个叙利亚摄影师,这个人恰巧是叙利亚副总统的堂兄弟,这次巧遇让陶有机会采访到副总统本人。事后,陶对这次采访感到非常意外,因为这位副总统在相机面前表现非常自如,要知道这样的访谈在叙利亚也不常见。

 

美国和欧洲必须打一场更漂亮的公共关系战。仅仅是从阿拉伯的财富基金吸引投资、派空客的执行官们去游说阿联酋航空公司或是从沙特阿拉伯进口石油是不够的。这些有助于固化与阿拉伯世界的经济关系,但这些还不足以赢得朋友。西方政府必须学会利用阿拉伯的新闻台去同普通的阿拉伯民众交流,同时也必须借鉴中国的成功经验在阿拉伯世界树立一个正面的形象。既要运用新的战术,又要使用旧的技巧令西方想打赢这场公共关系战面临着诸多挑战。

显然,中国在西方失败的地方取得了成功。中国政府拥有不同的信息代表处,比如中央宣传部以及新华社,这些都发挥了作用。这些机构在配置中国国内媒体,帮助中国加强与包括阿拉伯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关系方面给予了支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西方政府日益熟练地向西方媒体贩卖新闻的时代,是中国政府更主动地通过媒体将它的信息传达给阿拉伯民众。

 

我在香港的交易大厅看到,墙上每隔二十英尺就悬挂着一个大屏幕等离子电视,每台电视都锁定一个全天播出的新闻频道,使得人们可以掌握这个世界任何时间任何地点的相关情况。交易员们坐在由三横三纵的计算机显示器组成的屏幕前,至少有一个显示终端持续喷涌地播放着世界主要信息通讯社的简明新闻标题,诸如“美联储主席伯南克警告通货膨胀”、“英国十二月份房屋价格下跌”、“日本央行行长福井担忧强势日元”之类。在交易大厅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逃脱你的视线,就好像你在一千英尺高的所在俯瞰整个世界。走出交易大厅,切断信息流,世界似乎霎时缩小。许多交易员沉迷于此,他们使用黑莓智能手机以免完全与之分离。

2006年7月,我在大厅观看了黎巴嫩战争的最初阶段。巨大的等离子电视屏幕播出了以色列对贝鲁特国际机场的首轮攻击,机场停机坪上空的一股股烟雾标示了机场被导弹攻击的地方。战争开始很小,但迅速升级,很快,逃离的黎巴嫩难民的影像就出现在大屏幕上。石油价格每桶涨了近十美元,投资者们寻找资产的避风港,比如瑞士法郎。美联储加剧了不确定性,因为在连续十七次加息后,它考虑暂停采取措施。在交易大厅,我们在一千英尺之上观察世界,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逃过我们的眼睛。不是吗?

 

一周后,我到了大马士革。机场已是空空如也。难民们都去哪儿了?一位友人在机场接了我,然后我们驱车进城。在距大马士革几小时车程的西边,战斗依然激烈,但这仍然没能惊动这座城市昏睡的节奏。当然,酷热的夏天使城市失去了活力,进入了它所熟悉的慢节奏。这就是我印象中的大马士革——一座几乎与金融市场绝缘的城市。互联网越来越普及,但即使如此,人们还是在街道上游荡,呼吸着这座古老城市的空气,至少可以暂时假装外面的世界不存在。

后来,一位好友邀请我去听星期五的祷告。我们在总统桥旁的公共汽车站见面。乘坐那种在城中随处可见的小巴,我们要花三十分钟的时间到达清真寺。车中挤满了看起来对窗外事物一点兴趣也没有的男青年。车的前排坐着两个身穿牛仔裤,戴着艳俗塑料珠宝的姑娘。车的窗户大开,些许的微风减轻了大马士革的酷热,二十分钟后,我们到达了城郊,这一区域被称为“乡下”,也许十几年前,这儿确实有橘色的小树林。但扩张的城市已经抵达它的边缘,而且看起来似乎还没想好怎么规划它,两层的居民楼和店铺沿着原来的乡村道路杂乱地铺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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