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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墙

2016年第1期   浏览次数:      回族   李进祥  


我们家打院墙的时候,我只有两岁多。

我当时并不知道自己的年龄,年龄是以后推算出来的。父亲后来说,我家打院墙是“一打三反”那一年。经过查证,那是1970年。我生于1968年,的确只有两岁多。

父亲那时候当民办教师,是村上为数不多的识字的人,被安排给革命群众念文件。文件上说的是要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和反对铺张浪费,父亲没怎么担心。不久,风向有点变,学校墙上刷出“杀!杀!杀!杀出一个红彤彤的世界!”的标语,父亲就有些担心了。父亲主要是担心爷爷。爷爷本来当公社书记,在我出生那一年给打倒了,回到老家来。最初还隔三岔五地被抓去批斗一回,慢慢地,他们就忘了,不再来抓爷爷。爷爷就在家里种地。爷爷本来是农民,庄稼活啥都会干。种地就种地,爷爷没怎么在意,苦点累点没关系,只要不抓去批斗蹲牛棚就行。“一打三反”的时候,翻陈年旧账,他们又记起了爷爷,来了些人,把爷爷抓去了。这一次,他们不光是批斗,还准备好要给他判刑。爷爷暂时被关在一个黑屋子里,门给锁上了,还派了一个人看守着。爷爷害怕坐牢,就想办法逃跑,可门窗都关得死死的,根本出不去。爷爷没办法了,只能蜷在黑屋子里等着。到半夜的时候,看守的人却打开门,叫爷爷快跑。爷爷问他为啥要救自己,他说爷爷救过他一家人的命。爷爷说他不认识那个人,也想不起咋救过他们一家人。当时惶急,连那人的名字都没问。那个人催他快跑,他就连夜跑回家里来。跑回来,但没敢在家里待,给家里人说了一声,就跑到后山藏起来了。后山里有山洞,还有放羊人挖的小窑洞,爷爷就藏在那些山洞窑洞里。第二天一早,就来了些人抓爷爷,家里没找到,村子里没找到,到山上也没找到,才悻悻地走了。他们找不到,三爷却能找到。三爷是村上的羊把式,放了半辈子的羊,熟悉山上每一个沟沟洼洼,知道每一个山洞窑洞。三爷一边放羊,一边给爷爷带去些吃的喝的。爷爷在后山躲藏了几个月,一家人都担惊害怕。我那时候还不知道爷爷的事,不知道害怕,也不知道家里人的害怕。

父亲张罗着打院墙,可能也是因为害怕。

打墙砌院子,一般都选择秋后农闲的时候。粮食收了,人肚子吃饱了,才能干重活。再说了,我们那里春夏干旱,秋后雨水还多些,土泡湿了,才能打墙。父亲却选在豆角成熟的时候打墙,很明显是有点着急。

豆角成熟一般是6月,比麦子早成熟一个月。那年月缺粮,人都饿肚子。尤其是麦子成熟前的一个月,最缺粮,正是所谓青黄不接的时候。去年的陈粮吃光了,今年的粮食还没熟。眼看着麦子拔节抽穗了,但还是一包汁水,没有籽粒,吃不到嘴里。好多人家都已经断了粮,靠野菜填肚子。人都熬乏了、熬瘦了,有些老人挺不住,就是在这个时候倒下的。因此,豆子虽是粗粮,但早熟一个月就非常重要,是救命的粮食。豆角熟了,麦子还没熟,那是一段农闲时间,也能打墙砌院子。最关键的是,豆子熟了,人吃饱了,才能干动活。

我们那里的豆子主要是麻豌豆,圆粒、绿皮、带黑点的那种。麻豌豆不挑地,薄地、旱地都能种。春分时节播下种子,稍有点墒情就能发芽长叶。长到五六寸高时,就开始扯蔓。豆蔓不是贴在地上,而是向上长。纤细的豆蔓探头探脑地扯出齐膝高。蔓上开黄花,花的样子像小贝壳,半开半闭的,里面吐出一个绿色的小豆角。豆角很快就长长了,肚子鼓起来了。这时候已经能吃了,连豆角带豆粒一起吃,有点甜,还有点奶香味,很好吃,就是不抗饿。人边吃着,豆角边长着,越长越长,慢慢变老了。里面的豆粒也越长越大,慢慢变硬了。这时候的豆子已经能抗饿,但这时候的豆子变苦了,生吃不行,需要煮熟了才能吃。父亲母亲叔叔婶娘还有村里来帮忙的一些人在打院墙时,我就端着半碗煮熟的豆角在院子里吃。

我们家的院子本来只有一面土墙,两个土箍窑。其他三面没有墙,院子敞开着。那年月家里穷,院子里没啥东西,不怕丢,很多人家院子都没有围墙。我们家也一样,没有啥东西需要围墙保护。父亲给村里人说,打墙是怕家里的羊和鸡跑丢了。

我们家确实有三四只羊、五六只鸡。那年头,养多了不行,只能少养几只。少了,就显得珍贵。尤其是,羊剪了羊毛,能换点钱,下了羊羔,也能换点钱。鸡下了蛋,能换盐换火柴换布头。因此,都把羊和鸡看得很重,跑丢了就是损失。羊一般老实些,不乱跑,白天村上安排人赶到山上去放,晚上回来就安静地待在羊圈里。鸡要野一些,公鸡带着母鸡到处乱跑,跑到村头上、田地里找虫子、找草吃,有时候干脆出去闲逛。跑得远了,它们就忘了回家的路,或者是就想自由自在地跑,不想回来了。想是那样想,可它们不会飞,也跑不太远。母亲看到鸡有一阵子不见了,就到村头上、田地里去找,一会儿就把它们找回来了。

鸡跑丢了,能找回来,要是给野狐子抓去了,就找不回来了。那些年,山里还有野狐子。天旱,野狐子也吃不饱,饿了,就半夜里跑下山来偷鸡吃。野狐子来偷鸡,院墙根本挡不住,它随便就能翻过来,把鸡咬死叼走了。它不光是吃鸡,要是谁家的娃娃不听话,野狐子也吃呢。母亲常拿野狐子吓唬我,你吃饭不吃饭,不吃饭野狐子就来了。你睡觉不睡觉,不睡觉野狐子就来了。你回家不回家,不回家野狐子就来了。我就觉得,野狐子是个吃人的大怪物。也许是我还算听话,野狐子一直没有吃我,但我们家的鸡确实被野狐子咬了。我家一只大公鸡给咬掉了上面鲜红的冠子,只剩下一小片,在额头那里耷拉着。大公鸡太大了,野狐子也许是饿乏了,没能咬死它。它活下来了,还昂着头,晃着一小片冠子,领着一群母鸡,到处乱跑。一只母鸡给咬破了嗉子,嗉子里吃进去的粮食虫子草叶子都出来了。母亲用针线缝上了,那只鸡竟也活了下来,和其他的鸡一样地吃食下蛋。

我在院子里吃豆角的时候,秃头公鸡领着一群母鸡就在院子里。它们先是围着我咕咕叫着,头一晃一晃地探看着我碗里的豆角。我给了它们几个豆角吃了,它们还不想走开,围着我打转转,等着我再给他们豆角。有一只鸡欺负我小,直接把嘴伸进我的碗里来叨。我赶紧护住碗口,把它们赶开了。它们不情愿地散开去,在院子里找草叶、虫子吃。打墙的土坑里不时地挖出虫子来,一群鸡就扑过去抢着吃。吃上虫子的,高兴地咯咯哒哒地叫;吃不上虫子的,也生气地咯咯哒哒地叫。鸡不会多说话,就会咯咯哒哒地叫。打墙的那些人会说话,一边干活,一边说笑,一会儿就是一阵笑声。我听不懂他们说些啥,也不知道他们笑些啥。

最能说笑话的是个叫野狐子的人。他身材瘦小,却长着一脸黄黄的毛胡子,模样长得像野狐子。他的眼珠子也像野狐子,黄黄的、亮亮的,看着怪拉拉的。但他的脸上、眼睛里一直笑眯眯的,不像吃鸡吃娃娃的野狐子。

他是打墙的把式。打土墙也是个技术活,不是谁都会打的。弄不好,墙就塌了,或者是错了方向,歪歪扭扭的,几面墙打到最后,合不拢了。勉强打成个院子,过不了几年就垮塌了。好的把式打出的土墙,走向端、墙体直、院子方方正正,几十年风吹不倒,雨打不垮,能传几代人呢。住人传家的院子,当然不敢马虎了,要请好的打墙把式才行。

打土墙的工具却很简单,就是几根椽子、几根绳子、几把杵子。七八根椽子绑成个木筏样,一头宽,一头窄。大头朝下,小头朝上栽起来,就是打墙的码头。还有八根椽子,一边四根,倚在码头两边,用绳子绑成个槽,充当模型板。里面填上湿土,用脚踩平了,又用圆头杵子筑瓷实了。筑起一层,把下面的椽子换上一层。一层一层筑上去,就成了下宽上窄的土墙,下面的墙基有一米多,上面的墙头也就五六寸。土墙上面拍打出个拱形的墙头,好看、利水。

我当时并不懂这些。我只是看着铁锨上上下下地抡着,椽子上上下下地换着,野狐子轻快地爬上爬下,绑椽子,看方向。土墙一会儿高了,一堵墙打成了,野狐子就蹲在墙顶上拍墙头。他拍打好一截,兔子样向后跳一下,再拍一截。他蹲在高高的墙头上,一边拍墙头,一边还不时地跟下面的人说笑话。我听不懂他说的笑话,但下面的人能听懂。下面的人刚歇缓下来,听了他的笑话,一个个身子笑软了,瘫坐在湿土上。野狐子也笑得胡子一颤一颤的。我担心他的身子要是笑软了,那就麻烦了,会从墙上掉下来。但他的身子却很稳当,还是那样拍好一截,向后一跳,拍好一截,再向后一跳。墙头拍好了,他有时还站起来在墙头上走走,好像是试试墙头拍得瓷实不瓷实,或者是显摆他能在墙头上走。我正担心他咋下来,他却轻轻一跃,还没看清,已经在墙下了。这大概才是叫他野狐子的真正原因。我后来听说,他们家世代都是打土墙的把式,到他这一代,正赶上世道乱,被抓去当了土匪。土匪看上他的,就是他上山下沟就像野狐子一样利索,翻墙上房也像野狐子一样轻巧。土匪让他翻墙过去,把大门打开,土匪们就能轻轻松松进去打劫了。解放后,土匪被剿灭了,枪毙的枪毙,坐牢的坐牢。他因为是被抓上山的,没有太多的恶迹,又没有人命,就给放回来了。回来后,他还是当他的打墙把式。他有满肚子的笑话,常常是一边干活,一边说笑话,逗得人们大笑,叫人忘了饥饿,忘了疲乏。人们也早忘了他曾经当过土匪的事。

想不到的是,给我们家打完墙不久,他当土匪的事,被人检举出来了。检举的人还说,他过去翻墙给土匪当帮凶,解放后老毛病不改,还爱翻人家的墙头。他翻别人家的墙,不是偷东西,而是偷人,偷女人。土匪加上偷女人,他就给打成反革命,判了刑,坐牢去了。直到1979年,我到公社上初中了,他才又回到村里。坐牢不到十年时间,他完全变了个样子,腰弯了,身材更瘦小,黄胡子变成了白胡子,眼珠子也浑浊了,像遮了一层云翳。见了人眼光躲躲闪闪的,一句话都不说,真像是个老野狐子,只是他的脚步变得很迟缓,走路也不稳当,没有野狐子的样子了。他一辈子没有结婚,没儿没女的,把老院子收拾了,一个人孤孤地住在里面。星期天放学回家,有时候就能碰见他,拄着根短木棍,慢慢地走着,和谁也不说话。我就想起他给我们家打墙时,说笑话的神情和从墙上跃上跳下轻捷的样子。

他跳下一堵墙,就算是打完了一堵墙。墙一堵堵地打成了,野狐子跳下最后一堵墙,院子完全合拢了。打墙的人在外面歇缓下来,高兴地跟野狐子说笑话,却忘了把我留在院子里了。

我最初也没有注意到院墙完全合拢了,我正在专心地种豆子。

煮熟的豆角冷了,不好吃了,我也吃饱了。我就把豆粒剥出来,一个一个地埋进土里。我当时的行为大概是模仿大人们播种,农家孩子从小就看见大人播种,自然就有了那样的行为。但我还觉得,播种是孩子的本能。在孩子们的心里,所有的东西都能生长;种下一颗糖果,就能长出满树的包着花纸的糖来;种下一个铁钉,也能长出一棵铁树的。我种下那些煮熟的豆粒,也希望它们能发芽、长叶、扯蔓,结出新的豆角来。我盯着看了半天,不见有新芽出来,也听不见它们发芽的声音。

我抬起头来时,却看到四面都是高墙,人一个都不见了,连那一群鸡也不见了。那些鸡看着呆头呆脑的,实际上心里啥都知道。它们也怕被圈在院子里,在最后一堵墙打起来之前,都跑出去了,只留下我一个。周围忽然变得非常安静,我有些不知所措地看着四面的高墙。北边的墙是黄色的,那是前年就打好的墙,土已经干了,斜斜的有一道光照着,更显出一种金黄来。东面的墙是前几天打的,也已经半干了,上半截墙上有阳光,显得亮些,下半截墙要暗一些。南面的墙照不上光,一堵墙比一堵墙暗,到西面,湿黑湿黑的。太阳被挡在西墙外面了,只有墙头上是光亮的。墙头上出现了一只猫,一只大黄猫。不知是谁家的猫,我不认识它,它也不认识我。它看着我的眼光很陌生。它在西墙头上慢慢地往南走,太阳光把它的毛照得透亮,毛稍子就像给烧着了,火苗一闪一闪的。它也许是被烧疼了,弓起腰,扭过头看着空空的院子。它大概是发现只有我一个人,就顺着墙爬下来,慢慢地向我走过来。我最初以为它是来跟我玩的,或者是来带我出去的。很快我就发现,它心里有了另外的想法,它把我当成了一只大老鼠,想要抓住我。它蹑手蹑脚地往我跟前走,快到我跟前时,它蹲下身子,像是要扑向我。它的眼睛里闪着红黄的光。我好像被它的眼光罩住了,哭也不敢哭,叫也不敢叫,就那样眼睁睁等着它扑过来。它冲着我喵呜地大叫了一声。它显得非常大,叫声也非常大,我从没见过那么大的猫,也没听过那么大的猫叫声。我害怕了,惊叫了一声。肯定是惊叫了一声,大黄猫也似乎听到了我的叫声,定定地看着我。突然,墙外面响起一阵笑声,它被啥吓着了,转过头去,四下望了望,又回头看了我一眼,不情愿地走到南墙拐角处,纵身一跃,就上了墙头。他在墙头上蹲了一会儿,心有不甘地又回头看了我一眼,才拉长了身子,伸了个长长的懒腰。墙头上有光,它身上又是一身火苗。突然,它跳下墙头,不见了。

院子里只剩下我了,还有四面的高墙。

四面的高墙越来越高,越来越黑,也越来越向我压过来。我感到一种巨大的恐惧。四方形的,不断挤压过来。那应该是我第一次感觉到恐惧,它的形状、它的模样,在我心里留下很重的阴影。在以后的日子里,只要想起那天的情景,四面高墙就会向我压过来,浑身就冷汗直冒。有好多次在梦里,梦见了相同的情景,四面高墙向我压过来,我哭不出来,也叫不出来,只是使劲地挣扎。挣扎醒来,身上、被子上就全湿透了。我坐在床上,身心还被恐惧紧抓着。

即使在白天,身处四面高墙之中,我也不由得会害怕。

我的一个亲戚犯了法,关押在监狱里。监狱是过去的一个大堡子改成的——真奇怪,好多地方的监狱都是过去的大堡子改建的——我去看望他。一个警察带着我走进堡子,叫我坐在一间小的会客室等着。警察进去带我的亲戚了,剩下我一个人坐在那里。那种感觉突然就出现了,我感到浑身被抽紧了。警察带着穿囚服的亲戚进来了。警察是托人打过招呼的,对着我笑着。亲戚见了我,也冲我笑着。他们走到我身边,我却站不起来了。心里、身体里面一片冰凉,但外面却发热,头上在冒汗,身上在冒汗,脑子里一片空白,手脚不听使唤。我坐在那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快要窒息了。警察看我不对劲,过来扶住我,问我怎么了。我还是说不出话来,喘不上气。警察没办法,把我扶出了大堡子,我才喘上气来。

还有一次,是前几年的事。县政协组织了一个警示教育活动,带着政协委员到监狱里去参观。我是县政协的常委,也参加了。我想着,这么多年过去了,应该是没啥事了,而且是几十个人一起去的。但刚走进高墙大堡子,我就感觉不舒服。手脚有些发麻,走路有些僵硬。那种感觉一闪一闪地要冒出来,我使劲地抵抗着,硬着头皮往进走。我不知道同行的其他人有没有我一样的感觉,好像是没有,他们只是表情有些严肃,动作并没有异常。他们也没有发现我的异常。走进一个囚室中,一群犯人列队站在那里,齐声高喊“领导好!”喊完了,警察喊出一个犯人,叫他说说自己犯罪的情况。那个犯人是一个高大的汉子,据说是因为偷电犯了法,给判了一年半。偷电也算犯法,还要判刑,我还是头一次听说,心里有点不舒服。我知道,农村人手头紧,没钱交电费,有些就想办法偷电。偷来的电并不能换成钱,也就是照明做饭取暖,跟偷柴草差不多。但电又不是柴草,捆一捆子放在家里慢慢用。电抓不住,只能在电表上做手脚。有的人把电表箱倒挂起来,据说那样电表跑得慢。有的冒险把电表上的线接反过来,据说电表会反着跑。还有的把电线从电表后面接过去,那样电表就不跑了。鼓捣电表很危险,有人还把命搭上了。而那个人据说经常偷电,累计偷了一千多块钱的电。我不知道一千多是咋算出来的,但折算成钱,就能量刑,他就给判了一年半。这样折算,叫人心惊。

他走出队列,看着一大群人,却说不出话来,他显得很羞愧、很紧张,头上脸上冒出汗来。他的紧张忽然就感染了我,那种感觉又出现了。我嗓子发干,眼前眩晕,耳边嗡嗡地响。一会儿,我眼前一黑,就啥也不知道了。等我醒来的时候,一群人围着我,掐我的人中,喊我的名字。我眼前慢慢地亮了,听到的声音也慢慢清晰了。带队的政协领导忙着给我喂水喝,叫几个警察把我搀扶出来。政协领导安慰我,你大概是中暑了,不要紧。你没吃早点,血糖太低了吧?领导的话语中是慰问的口气,但脸上分明是不解和疑惑。

同去的几个朋友也笑我,你又没贪污受贿的,你怕啥呢?

是呀,我怕啥呢?

现在想想,我的恐惧是从哪里来的?是童年的那次经历吗?好像是,不全是。还应该有更深的原因,对四面高墙的恐惧,应该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对囚禁的恐惧。

两岁多的时候,我并不知道这些。我只知道四面高墙向我越来越紧地挤压过来,我哭不出声,透不过气。我只能等着。等的是啥,我也不知道。

蜜蜂的嗡嗡声在我心里响起来。慢慢地,嗡嗡声响到我耳边,一只金黄的蜜蜂真的出现在我眼前。它并没有像那只猫那样想抓住我,也没想着蜇我。它一点都不理睬我,自顾自地一起一落地飞着,寻找花朵。院子里有零星的野花,红的黄的紫的都有。高墙挡住了阳光,一些花朵黯淡了,一些花朵干脆收拢了。蜜蜂有些犹豫不定,头脑一晃一晃,屁股也一抬一抬的,不知该选哪朵花。它终于选定了一朵粉红的小花。小花即将收拢,只有边沿还透出些粉色。蜜蜂落上去,从粉色的花沿钻进去。蜜蜂钻进去后,小花又合住了。被关在花朵中,蜜蜂着急了,在里面大叫起来,粉红的小花也摇晃起来。摇晃了好一会儿,小花的边沿被撑开了,蜜蜂终于探出头来,头上沾满花粉,接着,身子也一圈一圈蠕出来了,也沾满花粉。它停了叫声,缓了口气,用后腿梳了梳翅膀,扭了扭屁股,嗡一下飞起来了。它大概有点害怕了,不再寻找花朵,而是径直地向墙头上飞去。墙头太高了,它一次没有飞过去,返身绕了一圈,才飞过去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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