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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二题

2015年第6期   浏览次数:       回族   方 芒  

缝 隙

也就是这一两年内,我的衣柜里才出现买来的毛衣,偶遇小摊上叫卖的鞋垫,也会买上一两双,怎么说呢,我想母亲并不见得会看得上这些机器货,她手里滑过的线恐怕比一台耐用的纺织机转过的还要多得多。

母亲初涉针线活是在出嫁前,那个年代,好媳妇必须要会针线活,给丈夫织件毛衣,给公婆绣双鞋垫是最基本的要求。只不过,有的人慢慢丢弃了这磨人的活计,有些人囿于天赋难以令人满意,坚持下来的人既要有毅力,也要有技艺。起初,母亲也只是打发下时间,磨一磨性子。

后来,她的技艺明显胜出一筹,来请教的人也多了,到后来逐渐演变为一帮到底——别人把材料备好,交给她做出成品。母亲一般不拒绝别人的请求,家里活计不多就赶着做,活计多了就摆一摆,有时她手头摆着两三家的材料,虽年幼,我也看得哆嗦,做一件衣服可不是做个饼子,母亲却不慌不忙,似乎那些活儿不存在一般,得空就操持起来,忙了就放下。

十几年前,绣花绣字是靠笔先描摹出形状,一般都会找画画和写字不错的人帮忙,然后一针一线地缝合,扎实的描摹是基础,做得漂亮而又柔和生动,仰仗的是操持针线者的技艺。若论技术难度,其实谈不上高深,无非要求把弄针线熟练圆润一些,耐心一些,母亲便是这样一点点累积,在样式和数量上都突出,慢慢地便在小圈子里拔尖了。

有时找不到合适的人来画,母亲也提笔自己涂抹,我看见过她在鞋垫和枕套上画牡丹花,但我没有见过她往上写字。后来发生的一件趣事,我至今没有向她求证过。念高中时,一天晚上,舍友们都准备睡觉了,当我将枕头放好时,隔壁床的舍友叫出了声,说我枕套上绣了个错别字,我愣了一下,仔细一看,幸福美满的“美”字多了一横。那个枕头陪着我度过了好几个年头,我还是头一回看清楚字的笔画,那几个字极有可能是母亲涂抹上去的——字并不秀丽,笔画有些生硬。对于识字不多的母亲,要一笔一画地在枕套上写空心字,并保证至少能拿得出手,太难为她了。

那个时候,母亲性子多少有些刚烈,在想方设法只为能填饱肚子的那些年,也只有埋头在针线活儿里才能心平气和。孩童时的我并未感激过母亲,甚或有些排斥,她比父亲要严厉很多。也许是“小孩屁股上有三把火”,每次母亲找出毛衣让我穿上时,我就浑身不自在,裹着重重的毛衣,滚铁环也好,弹弹珠也好,在小伙伴们的嬉戏中,很难尽情发挥,有时我抵着不穿,母亲不由分说地抄起细竹条朝我屁股上一顿抽,我则像是受了天大的委屈,哭个没完,然后还要生闷气、绝食,企图通过这样的抗议摆脱笨重的毛衣,但我的如意算盘注定要落空,母亲不吃这一套。

十三岁,我开始独立生活,这当然意味着我可以在冷天穿得比较潇洒,母亲是看不见的,一段时间往家打电话时母亲都不忘问有没有添衣服,但顺口扯扯谎也就过了。寒假待在家里,似乎没有适应这种转变,不懂得加衣服,母亲就会一次次找来毛衣硬要我穿上,我嘴犟着说不冷,还对母亲的这种强迫表示抗议,母亲会没好气地沉下脸,数落我几句,颇有些失落。

自那时起,我就见缝插针地请求母亲不要再弄针线活儿了,那个懵懂的年纪有着可怜又可笑的自尊,手织毛衣的款式要传统和朴素一些,少有那些花哨的图案,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我逃避穿毛衣的原因之一。假如能有一件款式时髦、色彩丰富的毛衣,兴许我也会自觉地穿上吧,我想,只有母亲不再织,我才有机会穿上机器做的新款。我心里嘀咕着不敢出声,母亲一定不知道,我竟然嫌弃她的手艺。

我能感觉得到,她是有些惶恐的,曾经牢牢拽在手中的孩子,总是试图挣脱出去,对她确乎在意的事情,越发无所谓的样子。

我走得更远了,十八岁远行至湿热的桂林。一开始,我以为从此告别了毛衣,桂林比昆明热太多,这个地方怕是永远也不需要特别保暖的。在冬天来临以前,我甚至没有穿过厚T恤,行李箱中的毛衣死死地压在箱底,它只是一件毛衣,我早已把它忘得干干净净。但桂林的冬天比昆明难挨,湿冷的感觉并不好受,习惯了四季交替的昆明,突然间不太适应桂林这种只有夏天和冬天的城市,在湿冷天气的逼迫下,我不得不翻出行李箱中的毛衣套在身上,头一回觉得它还不赖。兴许在渐渐长大,那种死活不知冷的孩童岁月彻底逝去了,冷了或者热了,本能地增减衣服,不再为一点点的变化不依不饶,但依然为了什么时候必须添毛衣的问题颇多口角。母亲打来电话说,家里变天了,你那边冷不冷?十里不同天嘛,桂林不一定就冷,但母亲永远不会忘记补充一句——天冷了,记得添衣服。我应和着,我知道,放心吧。

然而,迈入成年的我,对生活突然有了自己的理解,那个时候,不仅在一些生活细节上颇有主张,对人生重要命题更有想法,于是,不可避免地与母亲相撞。假期里,第一次在家封斋,母亲沉默了一天终于爆发,她对斋戒的敏感让我措手不及,她以为我会因此更瘦弱的,我竭力辩解,大谈其益处,以为这样可以获得理解,然而,得到的是母亲哭过后虚弱的身子和呆滞的眼神。往后的几年,这如同一个雷区,没有人愿意擅自闯入,但这种隐隐存在的不安,却始终无法驱除。竭尽全力却始终找不到一个喘息的缝隙,我在压抑中学会了退让,尽可能不触碰她敏感的神经。可是,当我一次次心理负重地出现在她面前,她是那般压抑。

仿佛打开了缺口就只能任由洪水肆虐,我有意无意便与她背道而驰,考研或工作,进入体制或创业,立业或成家等等,大概选择题总是答案不一,我心里虽然清楚她是希望我好,但也坚决地认为那只是她自以为的好,那些时日,活生生进入了“巴别塔”,走都走不出来。

正是这僵硬的几年,记忆中很少见到她拾掇针线,大概是对我失望透顶了,如果一针一线都是带着怨气,于她倒不如丢掉为好。

后来她开始绣十字绣,想是十字绣总不必穿用在身上,也就免得动气。将她折磨得厉害的也正是十字绣,绣十字绣比织毛衣、做鞋子要吃紧得多,小则相框模样,大则铺满一张床。早已习惯盲织的母亲,面对十字绣必须使劲挤着眼睛找位置,一幅两米多长的大十字绣,几乎填满她半年内的所有空闲。起初我以为她只是打发时间,陆续绣了几幅,家里挂起一幅,其余馈赠亲朋。后来,母亲决定为我和姐姐各绣一幅两米左右的大幅,我和姐姐激烈反对,因为工作量太大会让她很吃力,但她已然拿定主意。恰巧我和姐姐的婚事相隔近一年,这两年中母亲快马加鞭地做,终于都提前完工。

我结婚那天,母亲如释重负,她觉得她等得太久了——虽然我也不过二十七岁。但母亲不管这些,她的坐标轴立在我生长的村庄里,我这个年纪的人,孩子都应该上学了。我说,不念书的话我也早成家了。这时母亲就假装生气。结婚那天,最忙的是父母,客人挤满了屋子,二老里里外外张罗,尽管不免手忙脚乱、晕头转向,却实实在在是高兴的。为了新房能够亮堂一些,他们把住了多年的大卧室腾出来,在我竭力反对下强硬地布置好新房,如今我依然为此感到不安,妻子得知父母这样的决定时也惴惴不安,让我好好劝劝他们,哪有“鸠占鹊巢”的道理,况且我们一年回家待不了几天。我摇摇头,父母在这种事情上多少是有点“独裁”的,他们非此不可。

亲朋好友渐渐散去,一整天的喧闹终复归平静,母亲拿来两双新拖鞋,是她纳的鞋底,用毛线钩的鞋面,妻子起初应该不知,我却再熟悉不过,这样的毛线拖鞋母亲做了无数双,远亲近邻中很多人都有母亲的馈赠,我自打中学起就没有离开过它们。洗过脚,套上母亲钩织的新拖鞋,一种奇异的感觉在升腾。我说,家里拖鞋好几双,都差不多算新的,我这么说并非拒绝它,只是觉得母亲顾及所至太过细致。母亲看看我,平淡地说,结婚总该都是新的。翌日,在三姨的怂恿下,母亲打开衣柜,里面满是叠得整整齐齐的小衣裤、小鞋子、小帽子……规格涵盖了刚出生的婴儿直至出幼的少年,母亲一件件摆开,铺满大床,一件又一件地挤在一起,甚至还有些没铺出来,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我、妻子、三姨、姐姐都惊呼起来。只有这一刻,母亲才是真正的主角,她一边笑着,因大家的赞叹而显得有些拘谨和害羞,她的脸上有一丝微红的亮光。那一刻,我欢呼着却也纠结着,我自以为在僵硬的状态中她早已失落放弃的针线,其实仍旧紧握在手中,只不过我不再能轻易看见她埋头苦干的情景,大概是不愿让我看到她那一针针扎出的柔情与愁怨。

婚后三个月,因家里请吃开斋饭,我带着妻子和姐姐一同回家。回家前,母亲打来电话叮嘱,让把两把菜刀带回去让父亲磨一磨。我和妻子都有些惊讶,把菜刀带回老家去磨,这也算得上少见的事情了,她这样叮嘱既是因为我们没有磨刀石,也是因为他们觉得小孩儿家不会磨。第二天我们带着两把菜刀回家,如果走客运,想必已被安检截获,想想又惭愧又好笑。母亲突然拿出一双绒线钩的薄底子拖鞋——绒线钩的拖鞋比一般毛线的要柔软暖和一些,是给妻子的。一个月前,母亲来到我在昆明的租房,送给妻子一双厚底的,这次又送一双轻便的。还没完,母亲又进了趟卧室,再拿出来两双递给妻子,这一双最大码的给你父亲,这一双给你母亲,尺码不知合不合适?我走近卧室,床边地上放着长长一排新毛绒拖鞋,我的心一紧,竟无语了。

那天,母亲戴起了白头巾,她虽未封斋,但请开斋饭的传统她并未忘记。我看到戴着白头巾的母亲,她与头巾显出从未有过的协调,因她只在特定的场合戴,大多有临时拼凑的感觉。姐姐吆喝着大家合影,父亲多少有些拘束,他一向不爱照相,母亲则很主动地配合着,甚至中途还换了另一块黑头巾。我回家的第二天凌晨四点四十分,母亲敲响了我的房门,昨晚你说四点半起来封斋,眼看都四十了,是不是睡着了?我暗暗吃惊,这是怎么也料想不到的事情,竟这样猛地发生,像一道光突然从缝隙中直射进来。

原来,缝隙一直存在,只是我不自知。

我请求母亲不要再弄针线活儿,不再隐含着含糊不清的小心思,她的眼睛疼得厉害,颈椎也隐隐作痛,当然腰也受些影响。年轻时手脚利索、精力充沛,并未看出对身体的影响,这几年实实在在地犯难了。我一步步迈向而立之年,我的年纪增长一岁,她也必须增长一岁,时光从不心慈手软,她不可违逆地老去,时间也磨去了她的脾气,她几乎不在子女面前发火,渐渐习惯跟着子女的步伐,除了那些她认为必须为我们操心的琐碎之事,她不再要求我们做什么,如果我们做错了什么,她也只是低落难过罢了。

我不知道,是生活打磨了她的性格,还是我磨掉了她的自尊。

在觉察到一样样微妙的变化后,突觉她的每一针每一线都是生活场景的艺术化再现,如同毛衣、拖鞋那般线与线紧紧缝合,她手中的针线变着花样包裹着我的皮肤,裹得再紧,也会有缝隙,像她永远说不尽的同一句话:照顾好自己!如同鞋垫、十字绣那般虚实相间,一时层层紧压,让人透不过气,一时大片大片地留白,但那虚与实间搭配出的不是别的,正是动人的美。


镜中人

我是在一个冬日的早晨被一块玻璃窗惊吓到的。透过朝外上推的玻璃窗,我看到大街上几个人走近又消失,像捉不住的电影画面,也像遥远的回忆被打断一般。那时我探出头便可看个究竟,指不定还能听清一些对话,可我没那么做,因为这一迟疑,我突然变得不安起来。你若问我为何这般惊惊乍乍的,我也迷迷糊糊的,想是心事过重吧,这一突来的不安,在心里烧起一片野草,而这一切不安总是伴随着一面面镜子。

外婆家进门的侧墙上那块大方镜几乎盖满了那一面窄墙,与之并排的是一组沙发,每当有人进门,头一偏便看到镜里镜外的两组身形,有时这会让人分神,一瞄镜子就难免慢半拍,失了礼节。外婆常常坐在沙发上打电话,她对着电话时正好背着镜子,佝偻着苍老的身子大声地对着听筒讲话,她越是大声我越是感觉到她的苍老,我坐在一旁,不经意又瞟到了镜子,镜中的外婆似乎不在我身旁,那一块玻璃中的外婆像是某个时空中欢快的人儿,她的幸福与我无关。她这个佝偻的身形,简直是感冒时后脑勺针扎般一下一下的那种疼,让我一想起来就觉出刺痛。外婆不识字,连阿拉伯数字都认不出,大概只有“1”勉强会写,但她能拨通几个至亲——比如我母亲、舅舅们的电话,她愣是记下了那一串串号码在电话机上的位置顺序,要知道,她是八十多岁的老人了,她本不该费这个心力的,老人最怕的兴许就是被忘记,如果可能,外婆会记住所有亲人在电话机上的位置顺序。但这不可能,因此我从未接到过外婆打来的电话。我不擅长煲电话粥,须有些明白的事情才会给家人打电话,当然,“不擅长”是客气的说法,是我对一句简单问候的价值缺乏认识,好些次母亲打来电话问我有没有给外公外婆打电话,我说没有,母亲都会有些失落,她说她每次和外公外婆通话他们都要问我有没有打电话回家,这个时候,我才想到给他们打个电话。

我拨通外婆的电话,电话那头响起“喂——谁啊”的熟悉的声音,她依旧是爽朗的大嗓子,我知道她正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可能正打盹呢,那块黑色的头巾把她包得紧紧的,因为佝偻着打盹,她的下巴上挤出了更多干瘪的肉皮,她的眼睑在往下坠,电话铃声很响,她多半还受了点惊吓。她一回神,大喜过望,欢乐得像个小孩,她本不用那么大声,她的听觉没有障碍,她只是太过激动。听到她的声音时,满脑子想象她说话的姿态,想到她是如何将一个个亲人捧在手心不肯松开的,仿佛我正站在她身后,她拿着话筒,背对着镜子,镜中的她也背对着镜外的她,而我站在中间,看一眼镜子看到外婆的背,扭过头依然是外婆的背,当我看不见自己时,外婆似乎还可依靠,而镜中的自己出现时,抢尽了风头,外婆蜷缩在一个小角落里,竟是那么遥远。

我不会否认,我曾对镜子有过一阵迷恋。

一面小镜子,一把梳子,一包雪花膏,好一点的家庭再加一个衣柜,这大概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农村女人的全部家当。我家虽也艰难,好歹有个带玻璃镜子的衣柜。紧靠衣柜的是一个木桌,上面放着一台黑白电视机,正当邻居们聚过来看得起劲时,我赖在玻璃镜子前扮鬼脸,还不忘把扭着的屁股对着家人和邻居,玩了一天泥巴,裤子上糊了一层泥,脏兮兮的,母亲气坏了,虽然邻居都笑称不影响,母亲还是气冲冲地在我背上掐了一把,那时的我委屈极了,也感觉丢脸,害怕别人看到我这囧样,更是站在镜前难过,我看到镜中的自己眼泪鼻涕一起挂在脸上,从特定的角度看到大人们在说笑,恨不得马上长大。往往这种尴尬的时候,外公外婆就碰巧来家里,仿佛我总在犯错一般——其实犯错是不多见的。记忆深刻的那次,因为争抢电视台被训斥后,我绝无仅有地来了一次离家出走,说是离家出走,一个小屁孩能去哪里?我径直向河对面的外婆家走去,在漆黑的路上一惊一乍地走了好一阵,突然母亲呵斥起来——你再走!你大爷家着火了!我回头一看,大爷家的房子已是一片火海。河对面的外公外婆看到火光也赶了过来,一番紧张地扑救,火被扑灭了,可人心中的惆怅却久久不能散去。那个时候,隔阵子不来场大火人反倒诧异了,大火在人心里仿佛既绝情又避不开的幽灵,外公外婆有着切身之痛,正是因为一场大火烧光了祖屋,他们才被迫移居邻村。他们扑完火回到家时,我躺在破旧的沙发上刚醒来,继续假装熟睡,母亲叹着气,数落我的任性,我偷偷瞄了一眼外婆,她脸上仍旧没有一丝严厉的表情——她从未让我感觉过她在生我的气。

在没有互联网、电子游戏,甚至玩具、小人书都稀缺的时候,一面镜子能赋予我无穷的乐趣,我可以对着镜子与镜中人互相对话,并伴着各种夸张的表情和肢体动作,也许正是那一段生活,让我对镜中人多了一些体味。我正对着镜子玩耍,脏脏的手中捏着一颗水果糖,一边舔一边盯着镜中自己那得意的模样时,镜中出现了外婆的身影。外婆步伐矫健,对那时的我而言,她无异于巨人般的存在,我一面欢呼,头也不回地喊叫着:“妈,外婆来了——”母亲从灶台上离开,刚到门口,外婆已经进门了。我仍旧没有从镜子前离开,背着身子大喊了一声“外婆”,外婆乐呵地答应着,我从镜中观察着她和母亲说话的表情,她在炉灶边坐下,母亲炕了一罐茶给她,她在叫我的名字,让我过去,我一边答应着却迟迟没有过去,外婆并没有不高兴,我从镜中看得很清楚,她与母亲聊得火热呢,她又叫我一声,我还是应着但没有过去,反复几次,母亲有些生气了,数落了我几句,我才依依不舍地离开那面镜子。

十三岁只身来到县城,开始独立生活,母亲满是担忧,瘦小的孩子怎能揉得了厚厚的外套?一个学期后,母亲放心了。这时,我有了独属于自己的小镜子,有巴掌大的一面小镜子,它平时被塞到被子下,我最后的乳牙在这期间换完了,乳牙开始摇动后,我把小镜子装进兜里,有事没事就拿出来看一看,对着摇一摇,终于换完了乳牙,看着那块空了的地方,有些失落,这个年纪已经开始注意形象了。后来,脸上冒出了第一颗青春痘,对着镜子挤了又挤,从这时开始,头发也变成了偏分。再后来,宿舍窗户上挂起一面稍大的镜子,小镜子用不上了,休息时间那面镜子前几乎站满人,挤痘痘的,打整发型的,仿佛窗外的世界消失了,抬头看窗外的时候,目光总会被这面镜子吸引,不是窗外的世界太乏味,而是这面镜子更能填补我们日渐膨胀的自恋欲。在这面镜子的见证下,我长出了胡须,一开始是柔软稀疏的,那时本能上是排斥长胡子的,于是,对着镜子拔,过不了一阵,又长出来,慢慢地变得扎手了,这才真正接受了这个事实。这三年,外婆在我的记忆中差不多缺席了,能想起来的只有一幅幅画面,却没有细节,即便去看望外婆,也是一进家门便埋头看电视、打游戏,然后还有睡懒觉以及找小伙伴玩耍,总之那时的我很忙,哪里还有装下外婆的空间和时间?

后来念高中,周日下午放假我就会去看外公外婆,那时他们已经离开故乡到县城生活了。说是去看他们,多半是去改善生活的。先洗个澡,洗完后在浴缸旁的镜子前收拾收拾,再回到沙发看电视,乏了就倒在沙发上睡觉。“睡一会儿去吧!”外婆轻柔地说,她总是在这个时候让我去床上睡,我说:“眯一会儿就行。”等我醒来,朦胧着双眼,外婆已经在厨房做饭了,我伸个懒腰,对着镜子打哈欠,觉得有人照顾真幸福。外公外婆的头发被包裹着(外公天天戴着老头帽),以致我并未觉出他们的苍老,其实早已白发苍苍,外公六十岁开始便没有停过药,即便是这样,他们都会因为能见我一面而欣喜。也许,见到孩子们,他们就真的会变年轻,他们就真的能焕发活力。

二十年足以改变很多。记忆中我这个满地打滚的小屁孩离而立之年不远了,父母的青春早已离去,再长一辈的则从威严的当家人变成了虚弱的老人。他们不舍,却也欣慰地将我送到了遥远陌生的地方,离别的日子更加漫长,想念的苦涩侵袭着他们,远行人却毫无知觉。走进了新奇的世界,我每天忙得不亦乐乎,办社团,泡图书馆,勤工俭学,真想一口吞下一个世界。四年的的确确没有过分荒废,可那些期盼的目光却不曾照亮我的心窝,离家的时间长了,渐渐忘记了想家的滋味,是习惯了,还是麻木了?

只有假期到来时,心才会突然一拧。回到家不久,外公外婆提着行李包从县城坐班车来了,我看到外公提着那个不算小的行李包,一进门就笑开了花,那一把山羊胡子飘荡在他的脸上,美丽极了,外婆一见我就喊着:“我的大孙子哎——”我迎上前牵着他们,既开心也惭愧,本该我去看望他们,但他们根本不愿多等一会儿,虽然他们就将八十岁了。他们从来都是提上包说走就走,哪一家的大事情都不落下,为二舅家盖新房守工地,我家盖新房时每天一趟地跑——那时他们还住在农村,在河对岸的另一个村……一趟折腾后,他们也疲惫了,午后晒会儿太阳,就去躺着休息。快吃下午饭了,我去卧室叫醒他们,打开房门,发现睡着了的外婆老得不成样子,根本没有平日的那般精神,真怕她就那样睡过去,这种时候,两位熟睡的老人就是整个世界。有时,我还没有到家,他们已经先到了,我一进门,他们就笑脸相迎,外婆拉着我的手,问我饿不饿,有没有晕车,她那股高兴劲儿,让我忽略了她的年纪,也忽略了她的病痛。

不知不觉,八十岁找到了他们。为感恩造物主的慈悯,家里人张罗着念了一个知感经,一大家族的人全到齐了,可把他们乐坏了。表哥和小姨留下了录像,一旦闲下来,他们就翻出光盘,从头看到尾。真的都到齐了,多么难得!念完知感经,满满一屋子都是他们的孩子,他们享受着四世同堂的恩典。他们被安排在沙发中央坐着,穿上了新衣裳,听孩子们说祝福的话,这一次,镜子里映照出的我显得无比渺小,我扭头看到镜中欢快的画面,它们融化了我稚嫩的脸庞。

坐在一起拉家常,外婆连连慨叹。我还是小婴儿时,外婆一背捆着我和大一岁的表哥,用外婆的话说,我们俩是在她背上长大的。“你哥刚尿我一背,你又拉我一背,把你放下来,屁股上腿上都是哇”,外婆边说边笑,“那个时候你是个大黑人啊,黑屁股,嘿嘿,现在倒长白了,哎,我的大孙子……”“你和你姐从小最听话了,记得那次放学姐弟俩来赶街,来到外婆家时,你妈问你们上牛草没,两小个伸伸舌头,过了一阵悄悄跑回家就把牛草上了才过来吃晚饭,多好的孩子呐!”这些往事外婆重复过多少次了?每一次她都有一种深刻的满足感。外婆沉浸在往事的喜悦中,顺手抓起桌上烂掉的苹果,她用勺子刮着吃,她的牙已经不行了,这种时候,后辈们都会阻止她,她便有些激动:“烂了些就烂了些,什么都要扔,旧社会想吃个烂苹果都吃不上,那时候,没吃的不算,每天还要被一帮人往身上吐口水呢……现在这种日子,当时想都不敢想,知感主,生活过好了。”

回忆往事时外婆是真正的主角,回到生活中她的存在感便弱了。她越来越苍老,儿女对她的安排也越来越细致,与外公不同的是,在琐事的冲突中她几乎不太较真,外公有时情绪激烈,外婆便从中调和,明明是对立的观点,当气氛紧张时她便也对别人的观点赞许起来,有时言语激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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