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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与阿拉伯语

2015年第五期   浏览次数:         贝哲明 程仁桃 译  

 ■ 海外手记

丝绸之路与阿拉伯语

澳大利亚/贝哲民  程仁桃 译

是我所住酒店的保安帮我和马国明联系上的。在这之前,我曾竭力与数个翻译公司联系,但此时正值义乌的业务高峰期,他们的阿拉伯语翻译都很紧张。我想酒店保安也许能帮上忙,因为酒店里大部分都是外国商人。他说能找到,但表示也许酬金会达到每天五百元,我同意了。他打了几个电话,帮我找到了一个译者,我们俩一起乘车去见马国明。天很冷,当我们的车在马路边停下来时,我们看到了马国明。他双手深深地插进夹克的兜里,嘴里呼出团团白气。他打开车门,迅速上车。我进行了自我介绍,我们用阿拉伯语聊了一小会儿。后来我就问价格,“二百元一天。”他用中文回答说。此时,前座的保安一声不吭,最后,他回头冲我尴尬一笑,说,“好价格。”

这个保安在这之前与马国明有过交流,说好要收老外五百元,他想平分这五百元,这也是他为什么要陪同我打车的原因。但马国明不想骗我,他是出生在新疆的穆斯林,新疆占据了大部分中国西北的地域,丝绸之路相当多的路段都是在新疆境内。怀抱着成为一名阿訇的愿望,马国明曾经在新疆学习了十年阿拉伯语。在省会城市乌鲁木齐的伊斯兰学校完成学业之前,马国明在家乡的一所学校学习。他没能成为阿訇,因为竞争太激烈了,但他因此学会说流利的阿拉伯语。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期,会阿拉伯语好像没什么用。2004年后,随着义乌的阿拉伯商人数量的飙升,情况开始改变。

我必须承认在开始时我对马国明依然保持戒心。我不该如此,马国明是一名受过训练的学者,他的阿拉伯语极棒,也能听懂埃及和叙利亚的口语。他大概四十岁左右,那鼓鼓囊囊的冬衣让他的身材越发显得矮壮,他的脸庞宽阔,细细的丝框眼镜需要很努力才能趴在他的脸上。马国明出生在距此三千公里外的西部,但他看起来与义乌的其他人并没有什么区别。对于分布在中国各地的一千多万回族人口中的大多数来说,也是如此。马国明仅有的稍显奇怪的习惯是停下来抓紧我的胳膊以表示强调某一点,这个习惯与阿拉伯人是一样的,也是仅有的能看出马国明与其他人不同的地方。

我雇用马国明是为了了解义乌的阿拉伯商人的情况,因此,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我们用阿拉伯语交流。他带我来到阿拉伯人最喜欢的商店,第一家是一个珠宝大厅,专门销售装饰有与“天房”和《古兰经》相关的假金项链,价格超级便宜,十条一包的售价还不到二十美分。在年末我有去大马士革的计划,我想趁机了解在那里这些项链会卖多少钱,因此我买了好几包。我用阿拉伯语问马国明这些项链中哪个是叙利亚人最喜欢的。“我不知道,”店主用中文回答,“阿拉伯人长得都一个样。”马国明进行了翻译并且冲我使眼色。这里满是伊斯兰的饰物、阿拉伯的银器、塑料金字塔、头巾和水烟筒等,在随后的时间里,他和我穿行在长不见尾的摊位中努力砍价。

英语是世界语言。许多阿拉伯和中国商人宁愿用英语交流,也不愿意依赖翻译,但这并非是全部。因此,义乌的翻译生意非常兴旺。估计在义乌工作的阿拉伯语翻译有一千多人,其中大多数都是回族人。作为早期丝绸之路的后代,穆斯林主要是在伊斯兰学校学习阿拉伯语。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估计,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早期,全中国仅有两个阿拉伯语学校,但这一数字到现在扩大到了一百多个,学生达十万多人。

宁夏的情况很有代表性。从宁夏到义乌,有两小时的航程,宁夏往西是广阔的沙漠和高耸的山岭,一直延伸到中亚。它临近丝绸之路,在一千多年前有许多阿拉伯商人来访。今天,这里的城市大街上也有阿拉伯语的广告牌,甚至少数清真寺的大门外也有广告牌。正是在这儿,未来的译者们在赴沿海省份加入中国的出口工厂前来这儿学习阿拉伯语。这些学校也是回族如何回应过去二十多年经济改革的例证,他们在市场经济中找到了自己的生存之道。

这些回族人也见证了强化阿拉伯世界与中国关系的基层变化,他们并不是中国政府实施的战略的一部分。相反,成千上万的年轻人以及贫穷的中国穆斯林发现了改善自己生活的机会。在旁观经济改革近二十年后,回族能够将自己的能力转变成为一种就业优势。将阿拉伯与中国贸易的兴旺归结为中国的商品便宜,有点过于简单了。由于宗教原因及改变贫困的意愿,回族在吸引阿拉伯商人到义乌以及其他的“中国城”市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如同阿拉伯商人一样,回族也是新丝绸之路美好图画中的中介者。

然而,回族只是这整个故事中的一部分,汉族也在学习阿拉伯语。具体的人数并无官方的统计,但求职的搜索引擎要求求职者登记民族成分。我发现超过一千人的阿拉伯翻译者在一个网站上找工作,其中有三分之一的民族成分登记为汉族。许多人是在北京学习,北京外国语大学非常受欢迎,它是中国未来外交官的摇篮。它的阿拉伯语系在一栋看起来有点像清真寺的小楼中,绿色圆屋顶与周围的建筑截然不同。我曾在冬天到访过那里,圆屋顶覆盖着白雪,与阿拉伯世界炎热多尘的景象大不一样。这个院系培养了成百上千名的阿拉伯语翻译,与宁夏的私立学校和吴忠的培训学校一样。

但是汉族人,尤其是那些在北京的精英语言学校学习的人,更倾向于在政府工作,比如外交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20061月,当沙特国王访问北京时,他的代表团十分惊诧于招待他们的那些人的阿拉伯语的流利程度。“那里的教师都是汉族人,但他们的阿拉伯语很流利。他们不说俚语。”一位沙特阿拉伯的银行家苏丹阿塔回忆说。我从其他的阿拉伯官员和商人那里也听到过类似的惊奇与欢欣,尤其是当他们在北京会见中国官员后。这些会见是中国政府通过半岛电视台在阿拉伯世界进行公共关系战略的一部分。

确实,半岛电视台长达三小时的纪录片《看中国》中所采访的讲阿语的中国官员数量在此前并不多见。相比之下,阿拉伯新闻台后来在伊朗和土耳其做了一个类似的纪录片。“我们必须翻译,无论是伊朗政府和土耳其政府都没有像中国那样培养相同数量的讲阿拉伯语的官员。”半岛电视台北京办公室的主任说。但是伊朗和土耳其都是阿拉伯世界的邻居。

中国政府长期以来都十分重视语言在公关行动中的重要性。自1943年起,阿拉伯语就在中国的大学中作为一门语言专业被开设。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早期,中国共产党派学生在阿拉伯的首都比如大马士革学习。穆罕默德·曼莫里是宾州大学的阿拉伯语教授,他曾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早期访问北京,他回忆说那时的会议中就曾同许多说阿拉伯语的学者和官员交流。中国政府长期以来将学习语言置于优先的位置,说阿拉伯语官员的数量多并不是“9·11”的结果。随着中国政府试图与阿拉伯政府建立关系,这种策略终于有了收获。

把阿拉伯世界同中国的关系视为一元的观点很有诱惑力。阿拉伯世界渴求中国的消费品,而中国需要阿拉伯世界的石油。然而,两者的关系是建立在广阔的基础上的。前面的章节中讨论了媒体的重要性,这一章聚焦于语言。我猜想几乎没人注意到说阿拉伯语的中国人阶层在上升,这非常遗憾。当然,许多阿拉伯人和中国人会继续说英语。但义乌的阿拉伯语译者是自下而上地将阿拉伯世界与中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改变的一部分。北京讲阿拉伯语的官员架起了通往阿拉伯世界的桥梁,是政府有意而为的战略的一部分。语言是黏合关系的隐形胶水。

西方,尤其是在英语国家,是一幅截然不同的光景。2001年的事件及其后的入侵伊拉克暴露了讲阿拉伯语官员不足的问题。西方政府在培养使用阿拉伯语的官员方面也明显逊于中国政府。

阿布德拉西姆·福卡拉是半岛电视台华盛顿办公室主任。福卡拉是摩洛哥人,在英国获得博士学位,英语发音纯正。有一次我们通过电话交流,我打电话问他关于半岛电视台经常访问的美国说阿拉伯语官员的数量问题。“没有。”他回答说。我觉得难以置信。美国在阿拉伯世界面临着一个巨大的战略性挑战,美国占领伊拉克已经有些年头了,然而却没有一个说阿拉伯语的官员在半岛电视台上露面。我刚刚看完《看中国》的节目,中国说阿拉伯语官员的表现与华盛顿的状况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有一个,”福卡拉想起来了,“他的名字叫阿尔伯托·费尔南德兹。”我问他费尔南德兹是否与众不同。“的确如此,”福卡拉回答说,“他很有影响力。不只是因为他说阿拉伯语,而且他熟稔文化中的细微差别;当他面对听众时,这给了他很大的帮助。”费尔南德兹是美国国务院近东事务司的公共外交主管。他操着熟练的阿拉伯语,曾经在埃及、伊拉克、约旦、科威特、叙利亚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生活数年,曾用阿拉伯语接受过多次采访。费尔南德兹的职责是在半岛电视台上露面,他有时开开玩笑,有时甚至引起争议。

但在2006年,费尔南德兹激起了一场风暴。他在半岛电视台有下述讲话:

 

历史将决定美国在伊拉克会如何被记录。如果情况允许,我们会努力做到最好。但,我想会有充足的空间留给严厉的批评。因为毫无疑问,美国在伊拉克是傲慢和愚蠢的。

 

国务院声称费尔南德兹的话是被错误地引用了,尽管随后BBC的监测证实了他确实使用了傲慢和愚蠢的字眼。这是一个不合时宜的评论。有攻击批评费尔南德兹同情基地组织,而他的支持者则认为他不过是想接近听众而已。据说最初费尔南德兹得到了国务院高级官员的支持,继续工作了几个月,但他最后靠边站了。20076月,他被派到苏丹执行任务。即使在阿拉伯对美国的意见越来越大的情况下,费尔南德兹仍然离开了。

费尔南德兹事件给其他美国讲阿拉伯语的官员一个坏的信号,“保守本分,犯错误可能会断送职业生涯”。几乎没有官员打算站出来顶替费尔南德兹。在面对一个敌方的提问者时,稍不注意就会使用未经斟酌的表达。国务院现在为它在阿拉伯世界的外交官准备每日简报,这些简报帮助外交官们统一口径。但问题是,在一个越来越平的世界,信息终究是负载观点的,它不是为利雅得的阿拉伯听众准备的,而是为亚特兰大的美国听众准备的,这些信息也会加深阿拉伯对美国的偏见。

而且,最初的问题依然存在。没有那么多的西方官员会说流利的阿拉伯语。与中国类似的民间变化和政府战略的合力,在美国和欧洲还没有出现。这个问题对美国政府来说尤其尖锐。20068月,美国政府审计署的杰斯·福特向参议院的外交委员会提交报告指出了这点的不足。他的报告指出中东百分之三十七需要有语言能力的职位都是由缺乏必要语言能力的官员充任的。他并非是第一个提出此种担忧的人。伊拉克研究组——在前国务卿詹姆斯·贝克和前国会议员李·汉密尔顿领导下的负责评估伊拉克的十人小组,有如下评论:

 

我们在伊拉克的所有努力,无论是军事的还是民事的,都因美国缺乏语言和文化的理解而受阻。我们大使馆一千多人中,仅有三十三人会说阿拉伯语,而在这三十三人中,又仅有六人的阿拉伯语达到流利水平。在冲突中,需要与伊拉克人进行有效和高效率的沟通,我们经常处于不利地位。现在军队和民间的官员能流利地掌握阿拉伯语的仍然是极少数,这损害了美国的使命。

 

并非所有的消息都是坏消息。西方学习阿拉伯语的人数正在上升。美国语言协会的数据显示,自2002年至2006年,学习阿语的学生人数自一万上升到了两万多。美国政府做出了很大的努力推广阿拉伯语的学习,通过国家安全语言行动拨出专款在学校里开办外语项目及雇用更多的外语老师。现在判断这项行动的成果为时尚早,但学习阿拉伯语的学生人数正在上升无疑是件令人鼓舞的事情。

我在埃及也听到过类似鼓舞人心的消息。我曾与开罗的美国大学的阿拉伯语学院的院长泽奈布·塔哈聊天。这所学校的校园建于二十世纪早期,紧邻着交通拥挤的米丹·塔希尔广场,学校的位置显得不太合适。但在校园内,洁白的墙壁和褐色的木头黑板让人找到了安静的绿洲。这个学校是学习阿拉伯语最受欢迎的地方之一,申请人数在过去的五年里翻了三倍。“申请人太多了。我们没法再收任何人了。”塔哈博士说。她保守地估计说,在开罗的美国大学里学习阿拉伯语的外国学生人数大约在七百人左右,或者说与五年前相比,人数翻了两倍。近两年的增长十分显著。

“过去,主要是研究生在工作之前来提高一下语言水平。但现在申请学习阿拉伯语的本科生数量也极速增加。”塔哈博士说。人数增长最多的课程是“在国外学习”课程,该课程一般持续一年,这出乎我的意料。为了给简历添彩,美国研究生花十二个月在北京学习中文是很平常的事情。如果塔哈博士说得对,美国研究生是为了同样的原因来到开罗。这是鼓舞人心的变化,这表示美国的雇主们像寻找讲中文的毕业生一样寻找讲阿拉伯语的毕业生。市场的力量在起作用,通晓阿拉伯语的专业人才的供应对于需求的增长做出了反应。

我从一个朋友那里听到了类似的故事。穆罕默德·伊斯坎达在大马士革开办了一所语言学校。他也注意到了学生数量的陡然增长,以及学生们需求的变化。“美国的学生现在想学一种特定的方言口语。我遇到过要求学习叙利亚口语和巴勒斯坦口语的情形,这是此前从未有过的。欧洲人仍然想学书面语言,在口语方面只花了一点儿时间。”这个变化很有意思。自“9·11”和伊拉克战争后,对通晓阿拉伯语的专业人才的资助在增加。看起来有许多学生希望在国务院或是安全部门谋一份差事。

然而,我还是怀疑这些是否足够。美国国务院表示,阿拉伯语属于“超级难”的语言。测评阿拉伯语水平是根据五个等级,一级是最低水平,五级是最高水平,五级通常只颁发给母语是阿拉伯语的人。重要的差别在于三级和四级。三级水平能够进行一对一的对话,但稍显费劲,比如,参加一群人在餐馆里的热烈讨论就有点力不从心。美国国务院需要大量的具有四级水平的人,需要那些能够在半岛电视台的镜头前侃侃而谈,向普通的阿拉伯人宣讲美国政策的人。2004年,也就是最近一次可获得完整数据的年份,国务院有二百名三级水平的人,仅有二十七名四级水平的人。2007年,美国驻巴格达大使馆仅有十名官员的阿拉伯语水平能够达到三级或以上,这表明提高的过程是缓慢的。

因此,尽管学习阿拉伯语学生的数量在不断增长,令人鼓舞,但还远远不够,除非这些增长能够转变成一大群具有四级水平的阿拉伯语译者。

挑战存在于多方面。首先,美国政府官员不愿意延长在阿拉伯世界的任期。20065月,据政府审计署估计,一名公共的政府外交官的平均任期是二点七年。然而,在阿拉伯国家这一数字是二点一年;在被认为有安全风险的国家,这一数字更是下降到了不足一年。这一点儿也不意外。在二十个被认为有安全风险的国家里,有十五个是阿拉伯国家。比如,伊拉克就有安全风险,这意味着不允许家庭成员随行,但谁愿意离开家庭超过一年呢?问题是,将语言能力从三级提升到四级需要一年的时间。加之,政府审计署认为“过短的任期导致语言能力的不足,限制了官员们施展能力培养个人关系”。

其次,究竟是谁真的想达到阿拉伯语四级水平呢?以过去十年的经验来看,在诸如伊拉克之类的战区,需要延长官员服役年限的可能性较高。这对某些人可能有吸引力,但不是全部。200711月,美国前国务卿赖斯威胁派遣官员们到阿拉伯世界任职一段时间以应对志愿者不足的状况。毫无疑问,阿拉伯语人才问题是她优先考虑的事项。这能促进多少达到四级水平的人的产生?但在一个敌对的环境中推行这样的计划是极有挑战的。20076月发布的一项皮尤调查显示,在埃及、约旦、摩洛哥和巴勒斯坦人当中,仅有百分之二十的调查者对美国有好感。对于一名需要在阿拉伯世界生活和学习数年的官员来说,在此环境中捍卫美国经常自相矛盾的政策可不是件好玩儿的事情。

 

当然,阿拉伯语不是唯一被划分为“超级难”的语言。美国国务院将中文、日文以及韩文也列入“超级难”的行列。那么,从分级来说,这是否意味着说中文的官员也会有类似的短缺?并非如此。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我开始在约旦学习阿拉伯语,之后在叙利亚和黎巴嫩继续学习。我学习中文是十年后的事情了。从那以后,我遇见过大批会说流利中文的外国人,但会说流利阿拉伯语的人的确屈指可数。为何如此?对于外国人来说,尤其是女性,在中国生活和学习语言更加容易。其次,中国近年来经济的飞速增长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然而,在更深入地观察之后,我发现了一个十分有趣和有力的解释。是一次在叙利亚的首都大马士革偶遇四名中国学生后,让我发现了这一点。

他们四个人是阿布诺学院的学生,这个学院在来自亚洲和非洲的宗教学生中非常有名。在漫步于大马士革富裕的城区哈马拉的时候,我偶遇了几名正从包里掏出小玩具摆放在路边的学生。这是在暑假能赚取外快的方法之一,他们的亲戚每个月从中国发一批货过来。我首先进行了自我介绍,在叙利亚能听到一个外国人说中文,他们很高兴,邀请我在他们的住处吃一顿饭。他们住在老城区撒利细亚,这是大马士革的一处美丽风景,许多小街道沿着山的低处分布,阿拉伯难民最初是在十一世纪为了逃避十字军在耶路撒冷的大屠杀来到此地的。房租很便宜,因为这里的街道非常陡。

隔天,我来到了这里,其中一个姓李的学生在门口接我。天很热,他几乎一丝不挂,仅穿着一条短裤,围着印花围裙。这副打扮有点儿奇怪,但他是个很好的厨师。当我坐在那儿等待他的担担面和鱼香肉丝的时候,我和他的三个同屋聊天,我们在一起研究如何让我的香港手机放出音乐来。他们四个中的三个,李、余、容,是来自中国北方的内蒙古;另一个苏,是来自中部的河南省。他们必须返回中国。“得到叙利亚的签证非常困难,”李解释道,“我必须在曼谷申请。我的一个朋友在曼谷的叙利亚大使馆边开餐馆。他与使馆的人员认识,能帮我取得签证。”

我们最开始交流的时候混用阿拉伯语和汉语。但他们的阿拉伯语比较糟糕,最后我们干脆用汉语。我问及他们的学业。“我们开始学习正式的阿拉伯语。所有的人都告诉我,可以在日常生活中说正式的阿拉伯语。但事实并非如此,现在我们开始学习方言。方言更难,同一个东西,有太多的讲法了。”李说道,边说边用力地拍桌子,言语间充满了厌恶。有一点他说得很对,对于学生的挑战是,正式的阿拉伯语与不同的方言之间有天壤之别。一个学生必须学习正式和非正式的阿拉伯语,才能在阿拉伯社会应付自如。毫无疑问,大多人倾向于学习某一种,经常是正式的阿拉伯语。

什么是正式的阿拉伯语?就是在正式场合使用的语言。比如,半岛电视台的主持人们说的就是正式的阿拉伯语,虽然他们在家里更愿意说方言。为什么有这种差异?阿拉伯语是伊斯兰教的表达工具,是《古兰经》使用的语言,是用来讲经和讲述先知的思想的语言。所有的穆斯林,无论是埃及人、伊朗人或是美国人,只要他能够读《古兰经》,都被假定为能够在某种程度上使用阿拉伯语。这使得《古兰经》成为阿拉伯语的最高语法书,它为语言制定规则。于是,穆斯林学者拒绝改变语言。结果是正式的阿拉伯语,或称之为fusha,现在与那些在家里和大街上说的口语阿拉伯语截然不同。

一个英语教授尼尔·帕金森的朋友就正好碰上了这个问题。他写道,他有一个对fusha极度热衷的埃及朋友,他的这个埃及朋友决定在他的家里只用fusha进行彼此间的交流,以便能够更加熟练地运用这种语言。有一天,帕金森和他的朋友以及朋友的女儿登上了一辆拥挤的公共汽车。父亲和女儿被拥挤的乘客们分开,他们用fusha互相大声呼喊联系,结果导致全车的乘客大笑起来。在如此非正式的场合听到正式的语言非常奇怪。这就是正式阿拉伯语的两难处境。它可以由半岛电视台的主持人或是一个穆斯林学者使用,但并不是一种可以在日常生活中适宜使用的语言。

结果就是fusha只存在于一个遥远的世界。阿拉伯人把它当作是真正的语言,但大多不使用它。相反,阿拉伯人使用各种各样不同的口语方言,比如伊拉克阿拉伯语、摩洛哥阿拉伯语和叙利亚阿拉伯语。“许多阿拉伯人甚至不认为口语是一种语言。”塔哈博士说,就如同说英语的人声称只有莎士比亚的语言或十六世纪的不列颠语言才是真正的英语。当然,他们可以在家里或外面说不列颠英语、美国英语或澳大利亚英语,但在正式的场合只使用莎士比亚的英语。因此,当有三百万阿拉伯人使用口语阿拉伯语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不认为它是真正的阿拉伯语。

然而,fusha是新丝绸之路的重要基础。它对变化的抗拒强化了全球伊斯兰社区之间的联系。无论国籍为何,fusha是穆斯林可以共同分享的经验的一部分。它让叙利亚大马士革的摊主法迪与中国义乌的翻译人群,共同拥有一份经典的遗产。在全球化的时代,这是一种强力的黏合剂。亚洲的伊斯兰社区,中东和东非恢复了千年以前建立起来的贸易联系。阿拉伯投资者也在顺着“伊斯兰走廊”投资。一个有很多人会说fusha的国家,同时也拥有其他所有能吸引伊斯兰投资者的因素,比如清真寺和清真食物。fusha是一种在新的世界里保持兴旺的古老工具。

中国的回族能够证实这种联系。回族自古以来就重视维系本民族文化,即使是面对明王朝的中国化政策时也是如此。中国的历史学家把这种恢复力归因于回族喜欢居住在一个可步行到达的清真寺的周围,在清真寺里,他们可以祷告和学习阿拉伯语,这种情况被称为“大分散,小聚居”。通过有集中的分散的形式,回族在几个世纪以来面对压力仍能保持同一性。在现代,这种情况依然如此,通过遍布全国的伊斯兰学校,阿拉伯语的学习继续把回族人聚在一起,令这些社区等待着阿拉伯商人的到来。

中国政府认识到fusha的力量。它容忍甚至是鼓励回族和汉族学习阿拉伯语,它有意地雇用会讲阿拉伯语的毕业生进入国家机关和研究院所工作。美国和欧洲的挑战是要同样认识到fusha在黏合阿拉伯世界时的作用,要鼓励更多的官员在本国同阿拉伯媒体对话时不用担心公众的意见。可以看到的鼓舞人心的迹象是西方学生,尤其是美国学生,对阿拉伯语人才需求扩大的反应。但这还不够,除非有一个不断扩大的语言学家群体在阿拉伯世界待很长一段时间,对阿拉伯文化显示出强烈的兴趣,并且与普通的阿拉伯人建立起联系。

 

穆罕默德·马莫里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工作于突尼斯大学时,就创立了非洲的第一个中文语言学位课程。后来他被中国官员邀请访问北京。那还是经济改革的早期,离“文化大革命”结束和毛主席去世还不久。马莫里还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在中国旅行。他对中文的兴趣始于他在伦敦的学生时代,“我在一个中餐馆坐下,注意到两个中国侍者在通过写字条的方式交流。我问他们为什么这样,原来他们说的是不同的方言。”三十年后的今天就不这样了,也许这些侍者现在会用普通话交流。这就是在语言方面,一个正在崛起的阿拉伯世界和正在崛起的中国不同的地方。

普通话不像fusha,它在家里、办公室和大街上都被广泛使用。但在二十世纪初,中国面临着与阿拉伯世界相同的挑战。有什么不同之处?中国政府几十年来积极地进行语言改革。如今,中国人中的绝大多数能够同时用普通话和他们的方言进行交流。我在大马士革碰到的四个中国学生也不例外。他们都有方言,但他们一起自如地用普通话进行交流。这对外国的语言生来说是件好事。说普通话就够了,忘记那些方言吧。那么,为什么中国就可以进行语言改革,而阿拉伯世界不能?宗教的角色是一个很容易想到的答案。

1912年,清帝逊位。驱逐他的辛亥志士,也努力打破封建帝制的等级制度。他们瞄准了正式语言,他们认为是它将大众与受教育的精英区分开的。他们做得很对。只有受教育的精英才有金钱和时间学习语言。因此,他们以一种在中国北方大街上普遍使用的语言替代它。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举动。他们大笔一挥就在中国的版图上解放了很大一部分人口。但在正式语言和各种方言之间仍有差异,至少在中国北方以外的地区是这样。但新版的正式语言——后来叫作普通话,学习起来非常容易。

如今,马国明能够从他的家乡新疆千里迢迢地去义乌工作,当一个阿拉伯语翻译,他能同当地人用普通话交流。语言改革是中国模式中的一个重要成分。这也是为什么四亿工人——数量几乎三倍于美国劳动力,能够在这个国家的任何地方找到工作。这个变化甚至让欧盟也嫉妒,欧盟的劳动力相对而言流动性较低。

这种灵活性也解释了中国在阿拉伯世界的成功。中国在利用全国范围内最聪明的官员方面,其能力远远大于欧盟,中国让他们在北京工作,甚至是在任何一个阿拉伯国家的首都工作都可以,这是一项重要的竞争优势。与之类似,利用义乌居民的经商技能,并且将他们与回族社区的翻译整合在一起,也是一个同样重要的竞争优势。在我们见证两个曾经的巨人崛起时,语言证明了他们之间一个重要的不同。中国,选择了内部的统一,它用语言将一个大的国家凝聚在一起。与此相对,阿拉伯世界选择了外部的统一,运用语言凝聚起了一个巨大的伊斯兰社区。

中国政府也竭力输出成功,鼓励更多的阿拉伯人讲中文。以若达为例,她在开罗的中国经济事务局工作。她曾在北京学习了一年的中文,她的学习是由中国和埃及政府资助的。但这是早期的情形。“很多人并不是像我一样,至少到目前为止是这样。”若达说。绝大多数阿拉伯人仍然愿意说英语,或是在中国时雇用一个翻译。阿拉伯世界没有类似于北京外国语大学这样的语言学校,自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建立以来,北京外国语大学培养了六万名毕业生。它是中国政府重视外语的标志。

我曾经在中东寻找中文学校,但寥寥无几。方正(音译)很典型,他是大马士革唯一一家中文学校的教师。该学校由大使馆赞助。但在2007年年初,这所学校只有几十个学生。方正出生在中国亚北部的陕西省。当然,他是回族,当他还是阿布诺学院的一名学生时,大使馆决定招募方,让他成为一名中文教师。我问这个学校办得如何。“还是很慢,”方正说,“大多数叙利亚人仍然优先学习英语。但我们渐渐地吸引了更多的学生,尤其是来自于富裕家庭,当然也有那些已经与中国有贸易关系的家庭。”

最近,中国政府也赞助了开罗和黎巴嫩的中文学校,叫作“孔子学院”。这是一个好的开始,也许有一天阿拉伯的商人不再需要义乌的翻译者了。但在目前,阿拉伯世界面临着与西方类似的挑战——扩大外语学习者的数量。幸运的是,会说阿拉伯语的回族翻译者和汉族官员伸出了援助之手,看起来,阿拉伯世界会继续依赖部分由fusha铸就的伊斯兰社区之间的联系,相比之下中国政府的举措更有战略性。

 

英语的成功最初要归功于不列颠帝国的扩张,现在则要归功于美国文化与经济的统治地位。但时代在变化,东方的崛起对说英语的世界发出了挑战。当然,从阿拉伯到中国的学生们都在学习英语,但仅会英语还不够,最近有些事件证明了这一点。军事情报分析家们都在学习阿拉伯语,投资银行家们则在学习中文。令人鼓舞的是,西方学习阿拉伯语和中文的学生都在增加。无论如何,阿拉伯世界和中国对自己语言的重视显示了这两个曾经的历史巨人不仅彼此鼓励语言学习,而且也鼓励世界其他国家去学习。

西方怎么办?学习语言是一个好的开始。西方学生在北京的庞大数目证实了中文的重要。在开罗及其他阿拉伯首都的西方学生数量的增加也证明了阿拉伯世界重要性的增加。但挑战仍然存在,首先,用美国国务院的术语来说,就是让更多的能讲三级阿拉伯语者进阶到四级。但现在有激励措施吗?或许没有。在受次贷危机打击之前,西方经济经历了自二十世纪七年代以来最强的不间断增长。我怀疑能有多少学生会放弃在家赚钱的机会而出国学习。

因此,中国居领先地位。中国仍是发展中国家,这意味着语言学习会为普通中国公民开启一扇通往新生活的大门。以正在学习阿拉伯语的中国回族来说,部分原因是它提供了离开贫穷的西部省份的机会。北京外国语大学学生们的经验同样有教育意义,政府职位的竞争非常激烈。许多学生希望他们的学习能帮助他们赢得在国外工作的机会。竞争与机遇加在一起极大地促使学生们学习阿拉伯语。市场的力量很强大,同样的市场力量在美国和欧洲起妨碍作用,因为在那里国内经济体的机会比国外多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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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此栏目的文章可由一组文章组成(一般情况下三篇),总字数1万字左右。文章可编译、翻译或原创,但总体以翻译为主,原创最多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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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因本刊是文学类期刊,且面对的读者是普通大众而非学者或研究者,他们渴望通过“海外手记”这个栏目了解域外的风土人情、历史文化面貌。所以选择翻译作品时要注意写作身份的转换,在注重内容的同时,也应注重作品的文笔,文风要生动、活泼,有可读性。(注意本刊需要的是纪实、散文、随笔类作品,而不是小说、诗歌等纯文学作品)

    5、选文章时注意,不宜涉及中国语境中过分偏激的主题。如:带有极端政治、宗教、暴力色彩的文章。

    6、在选文章及写作翻译过程中,随时与编辑沟通。选好译文后,可先拟一题纲发与编辑,看后可行再着手翻译写作。

    7、要求在编辑指定的交稿日期内完稿,如有不可克服的困难无法按期完稿,请提前告知编辑,以避免影响本刊编辑程序。

    (文章一经采用,编辑即告之作者,并在刊物出刊后,寄作者两份样刊并及时支付稿费。)

     

    “海外手记”栏目编辑:付新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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