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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丝绸之路

2015第1期   浏览次数:      澳大利亚   贝哲民 程仁桃 译  

位于亚、欧、非三大陆交叉点的阿拉伯世界曾经是全球商业中心,阿拉伯商人跨越辽阔的内陆和海洋,在亚、非、欧三大洲之间运送货物。然而,后来世界中心向西方转移,阿拉伯世界的财富随之逐渐消逝。行走于丝绸之路、连接亚洲和欧洲的沙漠驼队消失了。这意味着一个伟大商业时代的结束。但目前,世界的中心正在发生又一次的转移,阿拉伯世界正在崛起。迪拜的地平线满是炫目的摩天大楼;外国银行的分行开到了叙利亚商业区;开罗五星级宾馆住满了来此度假的阿拉伯人;海湾国家打造了由空客和波音组成的庞大“空中船队”,繁忙地在波斯湾和世界各地穿梭往返运送货物及乘客,就如同他们的祖先曾经做到的那样。

让故事变得如此生动精彩的是阿拉伯世界的崛起以及同时发生的中国的崛起。这不是一个巧合,它们俩曾经是由丝绸之路连接的贸易伙伴。如今,中国经济的崛起是阿拉伯世界的催化剂,中国对石油的需求拉动了阿拉伯经济的增长,中国工厂生产的商品充满了迪拜和利雅得的高档商场。2001年“9·11”之后发生的许多事件也有助于加强这两个历史强国和地区的联系。现在,阿拉伯世界和美国、欧洲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张,而中国的崛起为其提供了可选的战略伙伴。中国为阿拉伯世界提供了其与西方关系的对冲。丝绸之路的复兴是一个及时的提醒,即世界的中心并不总是在西方。

中国的崛起占据了媒体的头条,尤其是它的两位数的增长率和对大宗商品的巨大需求。阿拉伯世界的崛起就不那么为人所知了。然而,阿拉伯经济正以近几十年来最快的速度发展,尤其是阿拉伯产油国,取得了与“亚洲四小虎”类似的经济增长率。石油仍然是其经济增长的火车头,该地区政府正在用油价暴涨得来的财富建设巨大的基础设施项目。然而,石油不再是经济增长的唯一引擎。阿拉伯政府已经削减贸易壁垒,发展金融市场,鼓励非石油经济部门的发展。迪拜、阿曼、卡塔尔正朝金融和旅游中心转变。甚至,沙特阿拉伯正在渐渐地向外国投资者敞开大门。

然而,这种变化很难被观察到。它是个人的,不是政府或企业的行为,而这正是新丝绸之路的活力源泉。他们的行为如同独立的线条。在中国的义乌,单个阿拉伯商人的故事很容易被忽略。但是,当这种单线与成千上万条其他的线交织在一起时,就会成为巨大的贸易走廊的一部分。新丝绸之路的线索不仅仅在开罗、大马士革、利雅得这些阿拉伯城市,而且也在整个中国市场以及首都北京中。

 

以中国之大,义乌只能算是个小城市,人口不足百万,完全被北部富饶的邻居上海和温州的光环所遮蔽。但是,义乌极具特色。据称,义乌是世界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是外国商人们的圣地。我从一个叙利亚商人那里听说了这个市场,问他这座城市是不是有许多阿拉伯商人。他笑着答道:“不是许多阿拉伯商人,而是所有的阿拉伯商人都聚集在义乌。”我的兴趣被激发了,决定亲自实地考察。我到达义乌时正值冬天,寒风肆虐。我挤出小飞机场,钻进温暖的出租车里。我们沿着新建的高速公路向市郊急驰而去。从外面看,批发市场像美国的一座大商场,但是,从里面看,它更像一座世界上所有的零售商店、城市市场、路边货摊的大联欢。

总共有一万八千家个人摊位,大多不足十英尺宽,每个货摊都塞满了货物样品,只能批发。目录上宣称有三十二万种货物出售,而每种样品有数千件相同的货物放在城中其他地方的仓库里。在此,你会感觉到置身于货物的海洋之中,从这里它们被运送到世界各地。当你走过一百多个玩具展示货摊,再走过另一百个塑料花货摊,又走过一百个餐具货摊时,你对数字已经麻木了。义乌的展览厅是消费主义和全球化这一对孪生上帝的教堂,俘获了世界各地商人的想象。

连中国人都对它印象深刻。中国商务部一位官员视察这个城市时提出,地方政府应该制作一个查阅此地小商品贸易的索引。这位官员认识到义乌对中国的小商品贸易非常重要,索引将准确反映这一部门经济的健康状况。市政府欣然采纳了他的建议。今天,在城市展示大厅漫步,可以发现有铜牌辨识那些在索引之中的商铺。“义乌索引”是世界对小商品需求的测温器。

义乌并不为西方广泛熟知,2000年初它才开始全面繁荣;而它的北边,驾车只需三四个小时的温州,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就已成为出口的发动机。但是,义乌不同,它主要把东西卖给个体商人,而不是大的零售集团,如沃尔玛、家乐福等。因此,这个城市并没有引起西方媒体的注意。义乌在发展中国家中比在发达国家中更著名。当我漫步在义乌的小商品批发市场时,我遇见了从开罗、拉各斯、布达佩斯来的商人,还有来自全球其他城市的商人。它是一个真正的地球村。三三两两的商人带着翻译来到这里,在回到自己母国之前,大多数商人会在这个城市逛几天。所有的人都带着“义乌”提袋。

是什么使义乌如此与众不同?它聚集了大量价值几美元的便宜货,卖主也很高兴地卖出少量商品。对于回国后在自己国家的商城备货的发展中国家的商人来说,他们的想法是,一个品种只进几百个,而不是几千个。因此,义乌发现商机,幸运的是,它也赶上了好时候。发展中国家正在急速发展,日用品价格的飞速上涨已给许多经济体注入现金,恰好此时政府也向外国开放了国内市场。这是一个爆炸性的结合,突然涌向义乌的商人洪流,描绘了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最前沿的消费繁荣景象。不是向美国出售DVD,也不是卖鞋子给欧洲。义乌是通过向发展中国家出售礼物、玩具、零件来创造自己的财富。

有一刻,我在一个出售圣像的小展厅里。一个罗马尼亚商人正在购买基督教圣徒图片,而中国店主注意力集中地站在他旁边。这张图片是用十四世纪意大利的风格绘成的,描绘了一个身着黑色长袍、头顶金色光环的基督教圣徒。但是,这些图画是用便宜的塑料做成的,价钱不到一美元,销往东欧。部分图片还装有小电灯泡,嵌在圣徒的光环里,能闪闪发光,就像圣诞树一样。罗马尼亚商人觉得这个非常有趣,在货架上拿下一个样品细细打量。我转身去看店铺的其他部分,发现对面的货架上堆满了与伊斯兰教相关的图片,也是用同样便宜的塑料做成的。这就是义乌的天赋,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小商品市场,因为它准备卖给世界上的任何人,所以不会考虑信仰和民族。

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世界是平的》一书中间接提到过,有多少埃及的节日灯是中国制造的。来自义乌的灯遇到了好机会。可能是一位埃及商人在义乌的小商品批发市场看到了中国的节日灯,他非常惊诧埃及的节日灯与它是如此地相似。商人要求中国摊贩修改设计以适应埃及市场,下了订单要几千个。摊贩可能生产了两倍于订单的数量,希望将这种灯卖给其他埃及商人。假如尝试成功,其他中国摊贩就可能在自己的货摊上复制相同的灯出售。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埃及节日灯在义乌的小商品批发市场上全面开花。不仅是埃及的节日灯,还有各种各样的商品被卖到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

义乌的发展壮大与来中国访客数量的飙升是一致的。2000年,中国接待了来自非洲、中东和拉美约五十六万六千名参观者。截至2007年,数量还在上升,几乎翻了五倍,总数达二百七十四万人。据报道,人数增加最大是在每年的10月,此时,贸易博览会在义乌和中国的南部城市广州举行。这种博览会极受那些除类似沃尔玛和家乐福等大型采购商之外的商人们的欢迎。因为这是一个结识批发商、考察大量商品的好机会。商人们奔波于两个城市之间,访客的数量以数万激增,让人想起了传统的赶集商人。

这使从广州到义乌的飞行变成了一种体验,这是我唯一一次经历外国人比中国人多的航班。这并不是容易的事。我曾经坐在一群身着黑衣,口镶金牙的罗马尼亚老妇旁边。她们既不会说汉语,也不会说英语。但我们通过在飞机提供的杂志上写写画画沟通。后来的一次航班,我坐在一个埃及鞋商旁边,他是一个基督徒,戴的项链上有一个大大的金十字架。他在开罗外的地方拥有一个工厂,但却是空的;现在,他所有的鞋子都从义乌进口。“我能怎么办?”他扬手说道,“我必须谋生,从中国进口比在本地生产要便宜得多。”他每年去义乌四次,见制造商,下新订单。在飞往义乌的飞机上,我遇见许多像他这样的人,讲述着类似的故事。

 

2001年9月后不久,阿拉伯商人第一次发现了义乌。这些商人发现由于签证受限,去美国越来越难。当海关把商人的名字误认为是“恐怖名单”上的名字时,发生了许多逸闻趣事。2000年,前往美国的阿拉伯人一直保持在二十五万以上。截至2007年,数量已降到十七万。当知道阿拉伯人不太可能光顾亚特兰大或芝加哥时,普通美国人可能感觉更安全。但是,世界已经变了。面对签证限制,阿拉伯商人以前可能待在家里,但现在,他们选择去中国义乌。

对西方来说,这是不幸的时间。十年里,阿拉伯商人第一次有钱花。石油价格屡创新高,阿拉伯经济急速发展。2004年至2007年,经济增长平均达到令人吃惊的百分之六,与此相对,发达国家不过是百分之二点九。迪拜的建筑工业是这一地区新财富最明显的标志,它修建了一座棕榈形小岛、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商场和一座最高的摩天大楼。但是,最重要的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为了复兴商品经济,阿拉伯国家对进口敞开了大门。在1990年至2005年间,世贸组织允许了包括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在内的七个阿拉伯国家加入。在十年的经济停滞后,阿拉伯国家不仅有钱花,阿拉伯商人进口外国商品也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因此,成千上万的阿拉伯商人向海外进发。然而,在他们费力地获得签证以进入西方经济体的同时,他们也在寻找其他选择。

中国是及时出现的替代者。2001年12月,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商品出口以每年百分之三十的增长率飞速上升。北亚的厂商也向中国大陆大量外包生产。但是,真正的妙举是在2001年9月发生的系列事件的同时推出的,北京非官方地决定放松签证限制。政策虽没有明显改变,但北京日益渴望吸引外商和外资。驻埃及的中国大使馆声称为埃及公民发放签证只需经过一个夜晚,而普通埃及人从申请到收到美国签证需十八个工作日。事实上,我提到的大多数阿拉伯商人声称在二十四小时内能收到签证,可见中国在商业上非常开放。

如此行动的结果在义乌非常明显——在义乌的街道上,阿拉伯商人随处可见。在拜访义乌时,我打车前往“红客旅馆”。它是阿拉伯社区的一个组织,是多数新来者首先驻足的地方。“红客旅馆”是一群随意而又复杂的建筑的联合,中心的一个院子有萧瑟的树丛。它集旅馆、办公室、饭店、清真寺功能于一身,为在义乌的阿拉伯人服务。在其中散步时,我遇见一个巴勒斯坦人,他坐在院子里边喝茶边看杂志。我们聊了一会儿,直到我试探性地问更多有关阿拉伯社区的话题。“你不要问我,”拉希德说道,“问我的堂兄。”他拽住我的胳膊,带我穿过回廊的入口。我们沿着北绸周街道走了十分钟,一路边走边聊。

最后,拉希德把我引到一个阿拉伯餐馆里。“我的堂兄在这里工作,你应该问他,他已在义乌居住了很多年。”他说道。这个餐馆是奇怪的文化融合体,而阿拉伯的装饰物使它看起来与普通的中国餐馆稍显不同。餐馆的角落里耸立着巨大的塑胶棕榈树,这是表明文化纯正的小尝试。我被介绍给拉希德的堂兄,我们又聊了一个小时。他已在义乌居住十年,与当地一个中国女孩结婚。“我们的餐馆是这儿开的第一批阿拉伯餐馆之一,”他说道,“但是,从那以后,一切都变了。在过去的几年里,出现如此多的阿拉伯人,太难以置信了。在过去的一年里,这条街上阿拉伯餐馆的数量增加了三倍,但阿拉伯商人仍比餐馆多。因此,这是做买卖的好时机,我并不是在抱怨。”

2004年,这个城市仅有三个阿拉伯餐馆。但是,到2008年,餐馆数量几乎达到了二十个。在中国,包括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都无法与义乌相比。在“红客旅馆”附近,阿拉伯餐馆林立,以满足阿拉伯世界所有国家之需要。“阿尔·阿克萨”满是巴勒斯坦的用餐者,而“阿尔·大马士”多为叙利亚顾客。在中国这个沿海小城市,从黎巴嫩沙拉到埃及料理,商人什么都能吃到。

2004年,也门商人第一次开始大量拥入义乌。也门是一个占据海湾半岛南端的多山之国,仍是一个高度部落化的国家,很贫穷,许多也门人前往邻国沙特阿拉伯谋生。2004年,由于石油价格上涨,沙特阿拉伯成为首批受益者之一,在近十年的财政紧缩后,政府又开始挥霍,而普通家庭对进口商品的购买力增强了。少数有企业家头脑的也门工人意识到可以从复兴的消费里挣钱,因此,他们甩掉建筑工人的帽子,前往中国,最后在义乌落足。他们发现在这个城市的展示大厅里,商品极其便宜,可以出口到沙特阿拉伯。

我本不应该对在义乌发现也门人感到惊讶,他们是天生的商人,大多来自于哈德拉穆提部落。此部落起源于也门东部的省份,这个地区受惠于贸易风,结果哈德拉穆提商人遍布世界各地。有意思的是,奥萨姆·本·拉登家族起源于哈德拉穆提。本·拉登构造了一个追随者的松散网络,与他的同胞发展从沙特阿拉伯到中国的贸易线不同。本·拉登的行为极具讽刺性,他的所为加剧了对阿拉伯商人的签证限制,包括来自哈德拉穆提的商人。这些商人于是被赶入中国的怀抱。这是一个提醒——近年发生的表面上看起来孤立的事件,事实上经常是相互联系的。

巴勒斯坦人紧随而至。故乡战争的爆发令他们被迫逃离,他们希望能在中国发财致富。穆罕默德·纳塞尔的故事很典型,他是一个二十岁的巴勒斯坦人,来自西岸,他的表兄们已在义乌定居,开了许多阿拉伯餐馆。三年前,在表兄们的建议下,他也来到义乌。我们在他位于北绸周大街的办公室会面,坐下来聊天,喝极甜的咖啡,一起待了一个小时。穆罕默德在沙特阿拉伯卖皮带,“这是阿拉伯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他解释道。他说中国话的速度很慢,口音浓重。但这不重要,因为穆罕默德没有计划在中国住一辈子,“一旦我赚到足够的钱买房子和结婚,我将回到巴勒斯坦。”他发现远离家乡与住在伊斯兰社区之外是很艰难的。

埃及和叙利亚商人是最后一批到达义乌的,石油价格上涨对这两个相对贫穷的国家并没有造成戏剧性的影响。在城市的展厅里,我遇到一位来自大马士革的叙利亚商人,他正在五金货摊上看螺丝刀。当他转头和朋友交谈时,我听出他的叙利亚口音。走了一会儿后,我们开始聊天,原来他来这儿仅仅三天,在这儿进货,回大马士革卖。我谈到,我没有想到在这座城市能看到如此多的阿拉伯人。“这仅仅是另一座阿拉伯城。”他指着周围展厅的商人们说道。这有些夸大其词,但他的看法是有根据的。随着阿拉伯世界和中国之间贸易的增加,义乌呈现一片繁荣景象。义乌从石油价格上涨和阿拉伯世界的经济改革中获益。

这些阿拉伯商人是沿着他们祖先的足迹来到此地的。几世纪前,第一批阿拉伯商人沿着丝绸之路到达这里,丝绸之路把东方的中国和西方的地中海连接起来。正是通过此路线,历法、香料、伊斯兰教等传到东方,而橘子、玫瑰、丝绸等传到西方。沙漠驼队辗转于各个城市,或是在旷野席地而睡,冒着强盗抢劫和脱水的危险四处奔波。沿着此路,他们穿越可怕的塔克拉玛干沙漠,栖息在波斯高原的城堡。阿拉伯世界和中国的贸易活跃于公元200年至公元1500年,但此后,由于中亚的政治动荡,使得沙漠驼队穿越丝绸之路变得很危险,因而两者之间的贸易逐渐没落,而新崛起的欧洲大国开通了海上贸易路线。

早期的阿拉伯商人或许已经逝去,但他们没有被遗忘。许多阿拉伯商人在中国永久定居,与中国汉族融合,他们的后代长得像中国人,说中国话,但仍然信奉伊斯兰教,被称为“回族”。回族是一个明显的提示——阿拉伯世界和中国的关系源远流长。他们在中国是唯一一个以信仰划分,而不是以聚居地划分的少数民族。虽然还有其他的中国穆斯林,但回族占全部两千多万中国穆斯林的一半。他们也是分布最广的,他们的祖先遍布全国。因此,公元1600年之后,当穿越丝绸之路的阿拉伯商人的数量变得极少时,是回族保留了对早期阿拉伯商人的记忆。

当然不仅回族欢迎阿拉伯商人,义乌的当政者也意识到阿拉伯商人的到达对本地的经济有益。因此,2004年当地政府决定建一座清真寺。这是个英明的决定。义乌的当政者大多为中国汉族。尽管如此,他们公认,建立清真寺将有助于吸引更多的阿拉伯商人来到这里。他们决定建一些五星级宾馆,其实用主义意识显而易见。当政者认识到更富有的商人如果不得不住在肮脏、吵闹的旅馆,他们是不会来到义乌的。这种“你建起来,他们就会来”的思想,到目前为止是非常有效的。

但是,义乌的当政者没有仅限于建清真寺。后来他们请求派一位伊玛目,后来北京派来了马纯真。马纯真在完成北京的学业之前,和我的一位朋友在新疆一起学习。在中国散布的许多伊斯兰大学中,他在其中的一所学习。当阿訇是一个好差事。政府每年给他一万三千美元,比中国的国民平均收入多六倍。当马纯真到达义乌时,义乌的清真寺还没有完工,会众集会人数不到一百人,借用“红客旅馆”的二楼。但马纯真到来之后,集会的会众迅速增至六百人,他们立刻填满了房间。当清真寺于2005年9月正式开放时,会众集会时规模已壮大至一千人以上。

自此以后,义乌当政者继续寻找新方式欢迎阿拉伯商人。金克昌局长欣喜地告诉《中国青年报》的记者,他仍在寻求令阿拉伯商人生活得更自在的方式。他们计划建一座伊斯兰学校。因为他们发现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商人的子女在本地学校学习,学校的伙食不清真,因此他们的父母不得不把孩子送到清真寺吃午餐。当局计划首先建成一座清真寺附属幼儿园,接着建小学、中学。当局相信随着这些建筑物的落成,越来越多的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商人会把他们的妻子和孩子带到这里居住。义乌当局的这些决定将会使一大群阿拉伯人在那儿安居。

随着生产成本的增加和中国货币的走强,义乌努力维持竞争力。未来的几年里,虽然阿拉伯商人对中国新颖的礼品可能买得越来越少,但他们将买更多的平板电视和汽车。而且,发生的故事不仅限于便宜的商品。义乌忙乱的展厅证明了一个事实,即2001年以后,相比西方国家而言,中国采取不同的方式走进了阿拉伯世界。政府准备修建清真寺来招徕阿拉伯商人。中国其他城市起用讲阿拉伯语的官员以招徕阿拉伯投资者。这是建立在有共享的经济利润和历史联系基础之上的途径。迄今为止,它在有力地发挥作用。

 

正在义乌上演的事件在全球经济的表面之下如火如荼地发生。迄今为止,个体的故事很容易被忽略,而美国和欧洲的目光聚焦于更容易被观察到的现象,如沃尔玛花十亿从中国工厂购买产品,欧洲努力抵制中国制造的服装和鞋子的洪流,中国对石油的渴望,以及国际油价的上涨。所有这些新闻都极具报道价值。虽然如此,义乌的故事仍然象征着全球经济正逐步再趋平衡。阿拉伯商人到达义乌与数百年前其祖先的到达相呼应,有助于复兴伟大的世界贸易路线之一。重新平衡令所有的一切更加深刻,因为,它发生在阿拉伯世界和西方的关系更加紧张的时候。

这条路线从来不是单一的,而是由数千条跨越中国、中亚和中东的小路线组成。商人几乎没有能走完中国和地中海之间全部路程的。这个行程太漫长,离家时间太长。多数商人仅走完一部分就卖掉了货物。但是,就是在这个买家和卖家的交易长链中,中国的丝绸最终找到了销往欧洲的道路。丝绸之路是对成千上万个体商人力量的纪念,对今天而言也是如此。然而,义乌仅是丝绸之路的终端之一,因此,我决定在另一个终端——阿拉伯世界,寻找更多变化的迹象。看起来从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开始较为合适,因为这个城市曾经是早期丝绸之路商人的一个重要的终点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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