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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湖一位东干老人

   浏览次数:      回族   马永俊  

去哈尔湖之前,我一直没搞清楚哈尔湖和普里热瓦勒斯基之间的关系,也不知道尔代克究竟在哪里。在我的印象中,这几个地名没有必然的关系。可是我查阅了地图后才明白,哈尔湖就是普里热瓦勒斯基,尔代克则是它的一个塞老(俄语:乡村)。

普里热瓦勒斯基(18391888)是俄国的一个探险家,出生在俄国哥萨克家庭。他也曾经探险来到中国新疆和西藏,详细考察过当地的风土人情,最后在哈尔湖去世。为了纪念他,就把哈尔湖改成了他的名字“普里热瓦勒斯基”。吉尔吉斯斯坦的首都刚开始叫皮士别克,因为苏联元帅伏龙芝曾经生活、战斗在这个地方,把皮士别克改成了伏龙芝。苏联解体后,所有具有前苏联特征的名字都消失了,都被换成了吉尔吉斯人的名字,哈尔湖也不例外。

我们在比什凯克乘坐了一辆二手车直奔哈尔湖。本来是拉四个人的车,在我的坚持下只拉了我们三个人,那个空余的位子我们是付了钱的。

在哈尔湖,我们买了些礼物,还专门买了些质量很好的奶油,是吉尔吉斯人做的上等奶油,然后来到了尔代克。尔代克这个地名的本意是二道沟,从哈尔湖到尔代克要经过两道沟,所以就叫二道沟。这是历史上跟着白彦虎起义流落到这里的回族人给起的名字,吉尔吉斯人叫不习惯,最后二道沟被叫成尔代克,就像新疆的拉面到了乌兹别克斯坦就变成了“拉格面”一样。尔代克对中国的大多数人来说几乎没有任何意义,但是对于新疆伊犁的回族人就非同寻常了。

哈尔湖这个名字,老一辈的伊犁人并不陌生。每当老人们聚集在一起回忆往事的时候,回忆祖辈上曾经辉煌的时候,常常提到这个名字。我问过很多人,都说真正的名字叫什么没人知道。老一辈的人几乎没受过什么教育,对这个国外的名字显然没有多少认识,但是他们知道哈尔湖是当地回族人历史记忆中一个能够发财的地方。没钱娶媳妇的人,欠了债无法偿还的人,或者犯了命案的人,或者……总之只要在老家伊犁混不下去的回族人,第一个愿望就是去哈尔湖。至于怎么走,怎么才能到达,没人知道。那些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来到苏联的回族人,第一个要投奔的地方也是哈尔湖。在他们看来,哈尔湖就像伊犁河谷一样,是最理想的安乐窝。

尔里的父亲在中国有很体面的工作,社会地位也高,不知道是扭不过老婆还是跟风,那年头也来到了苏联。起先住在哈萨克斯坦亚尔堪特,住了不到半年,他就写信给哈尔湖的亲戚,得到亲戚的消息就搬移到哈尔湖。结果哈尔湖和他想象的完全不一样,简直有天壤之别,他郁郁寡欢。面对和自己的想象有千差万别的哈尔湖,他几乎绝望了,他痛苦过,也彷徨过。他撕扯着头发痛哭过,也埋怨过自己的老婆以及老婆的亲戚,但都无济于事。他得面对现实,面对这个传说好得不得了的国家。他寻死觅活过,甚至偷偷摸摸准备舍弃在哈尔湖的家人和妻子,一个人翻山越岭,像十月革命时期逃到中国的白俄罗斯人一样,翻过哈尔湖后面的皑皑雪山,哪怕就是爬也要爬到中国。他无数次地想逃回中国,无数次地被克格勃抓回来。逃回去,被抓回来,或者在半路上被抓回来,或者在边界上被逮回来。总之,尔里的父亲就像小说《根》里的黑人一样,没有一天放弃过回家乡的念头,只是他比小说里的黑奴幸运些,他的脚还结实地长在自己的腿上,留下了让他继续为“国家”服务的腿。在万般无奈下,尔里的父亲终于低头了,屈服了,终于不再跑了。他重新审视自己,重新设计自己的生活。他完全换了个人,用从来就没有劳动过的双手下地种田、割稻子、割罂粟,像所有的新移民一样渐渐融进了当地社会。在中国时保养得白白胖胖的身体逐渐变成了劳动人民的身体。尔里的父亲省吃俭用,用了几年时间积累,终于在哈尔湖盖起了新房子。但是一直到无常他都说着要回中国,要回自己的故乡。他舍不得伊犁河,他舍不得那里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可是命运就是这样无情,他最终没能回中国,没能回伊犁,在克格勃的不断监视,不断“探望”和恐吓中度过了自己的余生,无常在了哈尔湖。他无常的时候只剩下皮包骨头,轻得就像婴儿。尔里不愿意过多谈论他的父亲,这些故事是我从他父亲的朋友那里得来的。我也见了尔里父亲在中国时和临终前几年拍的照片,前后照片上的人简直判若两人,几乎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现在我来到了这块几乎像是传说中的土地,这块让很多人,尤其是伊犁回族人魂牵梦萦的地方。我的双脚结结实实地踏在了这块土地上,我下意识地看了四周,没发现什么特别的。这里没有一丝中国人的痕迹,也不像传说中的哈尔湖。我急忙打听哈尔湖的真名,尽管尔里已经告诉我很多次,哈尔湖就是kara kol,是吉尔吉斯语“黑手”的音译,可是我总不相信。一个地名怎么能是黑手呢?是黑手党曾经活跃在这里吗?是什么让它得了这个名字呢?我思前想后都不得其解,回到中国后我还在思考这个地名,思考为什么起这么个名字。慢慢地我也想通了,突厥语里有很多词语,如kara kuz(黑眼睛)、kara jorga(黑骏马)、kara korsak(黑肚子,意即文盲)等等,以及其他很多很多和kara有关系的词语。我也想通了,起什么名字不重要,为什么起这个名字也不重要。因为穷人不需要这些东西,只有大富大贵的人才把名字看得那么重要。

我们专程来采访的老人名叫巴给·阿布顿拉耶夫,他是尔里的岳父,巴给是伊犁回族人经常使用的名字。老人已经八十五岁了,岁月在他脸上刻下了永远无法抹去的时代痕迹。他和伊犁的其他回族老人一样,头上戴着黑色圆顶帽,穿着干净的西服,脚上穿着麦斯哈尔靴子,套着卡拉势套鞋,精神矍铄,走起路来一板一眼,背不驼,腰不弯,耳不聋。他早听说我们要来,就迎候在大门外。我们互道赛俩目。他的眼睛里没有激动,也没有激情,下垂的双眼泡像两个口袋一样吊在我的眼前。他说着回族话,吃力地搜寻着新词语,以便使我这个来自中国的客人能更容易听懂。当尔里哥告诉他我非常熟悉这些话后,他也没有显示出过分的高兴,只是看了我一眼,然后低下头,不再说什么,做着让我们进屋的手势。

来之前,尔里哥就告诉我老人不爱说话,也不太乐意闲聊,我们可能问不出什么事情来,再加上年代久了,很多事情老人都忘记了。虽然他这样说,可我还是有很大的兴趣。

我没有急于进屋,仔细观察着这个院子。大门对着的是老人的客房,大门左侧是他小儿子的住房,右侧是一排厨房。和厨房连着的是两间堆满了苜蓿的草棚,草棚下面是个地窖,连着草棚的是一排很大很长的羊圈。在草棚下,有一个俄罗斯小伙子憨态可掬地向我微笑。他年龄不过十七八岁,金黄头发,脸上、身上到处都落满了苜蓿叶子。他一边铡草,一边好奇地望着我,好像我是来自别的星球的动物。我明白了,这个俄罗斯小伙子就是作家小说里经常说的伙计,是给人做长工的伙计,是个下苦人。我对这一切很感兴趣,对他们房子的布局和结构,对他们怎么样生活,怎么样工作,我都很感兴趣。我还没进屋,尔里哥催促我说:“快喝茶,进走,进走,老人陪着我一句话也不说。”

在老人的住房后面,我惊奇地发现了一个大园子,至少有二十亩大。园子里有各种各样的树木,有桃树、果树、杏树,还有伊犁人叫做“阿里个拉特”的梨树。我惊喜地发现,这园子和整栋院落的布局与我家几十年前的情景一模一样!我想起了自己的童年,想起了童年时代自己家的大园子。老人住房后面摞着一堆一堆的劈柴,规则地排放着。劈柴旁边的木头墩子上搁着一把斧头。我脑海里闪现出的第一个词就是哈萨克语“balita”(斧头)。我见过很多斧头,我的客户里也有很多人订购斧头,但是在相似的环境里见到儿时用过的东西,你怎么可能不激动呢?你怎么可能不喜形于色呢?我小时候经常干的就是劈柴的活儿,每天都要为劈多少柴而发愁。我小小的身体怎么可能劈开这些桦树或者榆树呢?我在瞬间回忆着自己的童年,把眼前的一切与自己家的大园子,与哈萨克亲戚留给我们的大园子联系在一起。我已经有二三十年没见过这些东西了,我已经离开自己家乡很长时间了。我抚摸着斧头,看看和我小时的斧头一样不一样,那时候的斧头都是苏联造的,甚至铁锨、铁叉、钐镰都是苏联造的。我沉湎于对过去的回忆,丝毫没感觉到尔里和老人的感受,就像个顽皮的孩子忘记了一切,摆弄着家家一样。是啊,人经常是触景生情,睹物思情,甚至别人觉得很不起眼的东西,都能勾起你深深的回忆和丰富的想象。

俄罗斯小伙子的双眼就像监视器一样随着我而移动,他憨厚可爱,脸上挂着孩子们才有的天真的微笑。他不停地铡草,好像要把整个苜蓿草垛铡完似的。老人的小儿子不断催促我进屋,嘴里一直说:“走,喝茶。”老人的小儿子长着一副吉尔吉斯人的脸庞。他个子不高,身材匀称,没有多少话。他的媳妇是个腼腆的很美丽的吉尔吉斯女人,穿戴和当地的回族人一模一样。她头上戴着头巾,穿着长裙子,脚上穿着卡拉势进进出出。她在厨房里已经开始准备美食了。我猜想美食一定是“纳仁”,也就是吉尔吉斯人称呼的“白西巴尔玛克”。

老人饱经沧桑的脸上还是没有一丝笑容。

我们坐在炕上,炕炉子里燃着熊熊大火。老人脱了卡拉势套鞋,坐在炕上的一块厚褥子上面。桌子也摆上来了,老人让着我们,让我们喝奶茶,像哈萨克人一样,给我们每个人的碗里调两块方糖。我执意不肯,他才作罢,给自己碗里放了三块。我们天南地北地聊着,尔里哥像导游一样介绍着我们的行程和去过的地方。老人只是静静地听着,对他来说,世界上已经没有任何稀奇的事情了。他喝着茶,低下头,听着,偶尔插句话。

老人1922年农历五月初九出生在哈尔湖的尔代克。这个日期是老人告诉我的,他特别说了初九这个时间概念,他还在使用中国的阴历。这里以及周围很多地方的回族人仍然使用着阴历。从生养下来到被征召入伍,他从来没离开过哈尔湖,他的脚从来没迈出这个地方一步。他的祖上是和白彦虎一起来马大人手下的,马大人也就是尤素夫马元。1864年他们就定居在尔代克。我对他们1864年就定居在尔代克持有怀疑态度,那时候白彦虎等人还没来到俄国,我一直在想老人是不是记错了。但是可以原谅,就像我们新疆老人一样,上了六十岁后,他们的年龄每年会两岁甚至三岁地增长。时间不重要,也许老人为了让我明白这些年代已经非常久远,就这么说。

巴给因为家境贫寒,再加上父亲早逝,只念了两年书就挑起了家里的重担,为了一家糊口开始在地里劳动。在学校的两年里,他还学了刚创制不久的用拉丁文字母拼写的东干语。

巴给1942年应征入伍,当时条件很差,接到命令后他告别了家人,和同村的八十四个年轻人一起到了哈尔湖。其中有五十个东干人,其余的是俄罗斯人和吉尔吉斯人。他们从哈尔湖又到了雷巴其亚,这里因为靠近伊塞克湖,盛产鱼而闻名。从雷巴其亚步行走了一百公里到了皮特琐夫卡,然后坐火车到莫斯科,在莫斯科操练了六个月就上了战场。我翻译东干族作家的一些小说作品时,常常碰到这样的情节:征兵的那一天,乡村里红旗招展,到处是沸腾的人群,人们情绪激昂,欢送的场面肯定有党的负责人作动员报告;人们彻夜狂欢,最后的时光是和最亲近的家人一起度过的;然后就是乘坐上级派来的汽车,听着“不打死一百个‘捏灭次’(俄语:德国人),你不要回来”的嘱咐,然后流着眼泪,行亲吻礼和亲人道别……可老人的叙述让我有些不知所措。

我问:“没有汽车来接吗?

老人平静地回答:“没有。我们都是黑里走掉的,是悄悄走掉的。”

“走之前,寺里阿訇没给你们念经吗?没做都哇吗?

“哪有阿訇呢?阿訇都叫收拾掉了。”

“你没害怕吗?

“没害怕,害怕有啥用呢?”他见我有点失望,补充说:“有些人可能偷偷念了经哩,做了讨白哩。那年十月革命到我们这儿哩,把老皇上(沙皇)的人一满杀掉呢。乌鲁斯(俄罗斯)的大人(当官的)、有钱汉都把命丢哩,阿訇、巴依、别克都遭哩殃哩。消息灵的、腿脚快的就爬过对面的雪山,跑到大清国的伊犁哩,手脚慢的都成了布尔什维克的刀下鬼。乌鲁斯的庙(教堂),塔塔尔人连老回回的(清真)寺,都叫大火烧哩。”巴给老人说到这些的时候,引用了他母亲的所见所闻:“乌鲁斯的庙先点着哩,老回回的寺也点着哩,我站在巷子哭着呢,胡大(真主)呀,得哩啥‘白俩’(灾难)哩,顿亚(世界)临近哩嘛。卡杂克(哥萨克)的马队踏得地面都动弹呢,马的脚步声三站路远的地方上都能听见呢……”

上前线后,巴给被分在高炮营,当了一名炮手。从1942年被征兵到1946年复员回来,巴给经历了无数次惊心动魄的战斗,多次负伤昏迷过去,多次和死神擦肩而过,但是他终于活了下来。和他一起入伍的八十四个人,活着回来的还不到二十个人。老人不愿意多说,好像不愿意回忆过多的血腥场面。从他平静叙述的口气里,我可以看出来,他很勉强地提及这些战争。他一直说:“我记不住哩,老哩。打仗呢,不是你死就是我活,我们也没有想啥,没有想过能不能活下来,只要有口气儿,就往前走呢。不知道仗啥时候能完呢,也没有多的想头……给家里人写信的呢,信是吉尔吉斯话写下的。把柏林占哩,我们知道已经得胜哩,快回家哩。”巴给老人慢声细语讲述着自己的事。在五年的服役期间,他是最幸运的人,虽然负了伤,肠子流了出来,但是他活下来了,“将(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也害怕呢,都没打过仗嘛,先是见哩好少(很多)死人,都是些年轻娃娃。后头,见得多哩,慢慢也不害怕哩……一天沙目(昏礼)时候,可价(已经)有哩些儿黑影了。也不知道咋回事情,我们的马要儿(俄语:少校)将站起来,‘捏灭次’的飞机可价轰炸开哩。马要儿是个大个子乌鲁斯,人也长得体面。轰的一声,我啥都不知道哩,过哩好少的时间,我醒来哩,头疼得,浑身疼得就像锥子戳的一样。翻哩一下身,觉谋着啥东西耷拉着呢,把我挡挂得很。我手一摸,我个人的肠子在地下堆了一堆,血丝呼啦的。我没见的时候也没多么疼,见哩个人的肠子,我想自个儿是活人吗还是死人。马要儿连影子也不见,都炸没有哩,好少人的尸首都找不见哩……我在病院里把病缓好,可(又)上哩仗哩……以后我们都玩惯哩,也学奸哩……”

“你再没挨炸吗?

“挨炸哩,身上再没受伤,囫囵地活下来哩。”

“没想家吗?

“想呢,咋不想呢?不敢哭,害怕乌鲁斯人笑话呢。”

“你们到了柏林哩吗?

“到哩,我们到哩柏林,把我们安顿到老百姓家里。”

“你们啥都没抢吗?

“咋说呢,那不叫抢,我们得胜哩,都成下tirofey(俄语:战利品)哩……”他说到这个词后,望了我一眼,意思是我明白不明白这个词是俄语战利品的意思。我为了让他知道自己懂这个词,就说了个吉尔吉斯语词语“olja”,他点了一下头。

“‘捏灭次’能叫抢呢吗?

“家里都没人,房子都空空儿的。”

“捏灭次’人哪?

“跑掉哩。”

“你们都抢了些啥东西?

“我叼哩些娃儿们穿的衣裳……那时候,我们家里的人穷,娃儿们没穿的衣裳。”

“你们的头子哪,没管吗?

“头子个人也叼着呢,把我们叼下的东西要上去呢,邮上回去哩。”

“你们咋么叼着呢?

“都偷偷摸摸叼着呢。”

“你们咋没叼些金银财宝回来,咋就叼哩些衣裳?

“我们前头的人都叼光哩,挨到我们上就剩下这些哩。”

“咋么价打发呢?

“都邮上回来哩。”

“你们家里的人收到哩没有?

“都收到哩。”

说这些话的时候,尔里哥插了句话:“把‘捏灭次’的布拿出来叫看一下。”老人下了炕,过了一会儿抱着一块布进来了。

“这是啥?

“‘捏灭次’的布。”

这是一块普通的布料,好像是桌布之类的,但是比桌布要大许多。

“衣裳都穿烂哩,就剩哩这块布。‘捏灭次’的东西就是牢实,用哩多少年哩,还没烂。”老人和儿子把布料拉开。这的确是块很大的布料,是黄颜色的。我用手摸了,仍然很结实。

“‘捏灭次’的东西就是牢实,他叼上到现在已经六十多年哩,而且还用哩多少年哩。”

“我们这儿的老回回把这个(战利品)叫德哩毛哩。”老人见我有些疑惑不解,顺口说,“中国没遇上这么大的仗,没有这么大的仗……”这话从老人嘴里说出来,我觉得异常沉重,他可能没办法表达这场战争的残酷,也无法用现代词语解释,只能用“这么大的仗”来表达。

“你们里头就没有逃兵吗?

“有呢,尔代克就有两个人呢,一个是维吾尔族人,一个是咱们的老回回,他们两个跟上乌拉索夫走哩……”

乌拉索夫本来是苏联红军将领,被德军俘虏后,叛变了,自己收罗了一些残兵败将以及骨子里就反苏的人,组成了俄罗斯解放军进攻苏军。二战结束后,他被苏联枪毙了。

“仗打罢哩,维吾尔族人回来哩,判哩十年,他蹲哩十年班房子。前几年‘捏灭次’找上他来,给他给哩好少钱。老回回叫ramza,他也蹲哩十年班房子,啥也没得上,他的名字‘捏灭次’人没写到里头,可能忘掉哩。这儿的人到这会儿把ramza的娃娃都叫的‘捏灭次’……人不小心就糊涂哩,跑到对头那下去哩……”

老人并没有把这些人看成什么叛徒,对他们没有恶意。因为这两个人当时都是乌拉索夫的兵,乌拉索夫是他们的长官,是他们的头子,他们只能服从头子的命令。我很惊讶于被判这么轻的刑,按照常识,按照苏联惯常的做法,这两人也应该被枪毙,也应该被当做叛国者处死。也许是别的原因,也许是因为苏联战后急需壮劳力,急需男丁,也许……总之,这两个人活了下来。

“朱可夫你没见吗?没聊一下吗?

“见哩。我们站得远,朱可夫个子不大,胖墩墩子人,脸上有麻子呢,他给我们表哩话哩。”老人没使用“讲了话”或者“做了讲演”,而是使用“表话”这个他们自己的词语。懂这些词语的人一般都是会讲东干语的人。

“你经下(经历)的也多,在所有的这些人里头,哪个民族打仗最老到(厉害)?

老人思索了一会儿,“还是乌鲁斯人。”

“仗打完你就回来哩吗?

“仗打完,我们在柏林多站哩一年,之后就回来哩。”

“回的时候给你们啥都没给吗?

“给哩,每个人都给哩六百卢布,我们从柏林坐火车走哩些日子,最后到哩比什凯克……”

老人讲述着往事,他的儿子静静地听着,不插一句话,只是按照吉尔吉斯人的礼节,用一把刀子不停地削着端上来的羊肉,刀子在他手里就变成了熟练的武器。他像使用锯子一样锯着羊肉,把羊肉锯成碎末儿,然后这些“锯末儿”被铺在“白西巴尔玛克”上。他很耐心地干着这些活儿,招待尊贵的客人吃“白西巴尔玛克”,主人就得这样削肉。我们吃着“白西巴尔玛克”,听着老人的故事……

战争结束后,巴给作为苏联占领军的一员,在柏林又待了一年。1946年回到了家乡尔代克。回来后,这里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和他一起上战场的同伴们活着回来的不到四分之一。他没有多少文化,也没有什么手艺,只能在尔代克的集体农庄里开大货车。他在尔代克成了家,有了自己的孩子。他开货车一直开到苏联解体。老人对苏联解体一直抱着遗憾的心情,他不明白这么强大的国家,曾经打败过“捏灭次”的国家,转眼间就灰飞烟灭,不存在了。他心里仍然怀念苏联,仍然做着苏联还假装存在的梦想。苏联是他为之奋斗,为之流血,为之献出生命的国家。他理应热爱苏联……对他雇佣俄罗斯人当伙计的事,他毫不掩饰自己的看法。

“列宁就是叫富人和穷人一样呢,富人和穷人一样,都一起干活呢。我做不动活儿哩,能做动的话,也不要这些娃娃们,我给他给工钱的呢。”

对集体农庄的生活,老人基本上还是满意的。直到苏联解体,他月月都能拿到工资,这些工资还能维持一家人的生活。赫鲁晓夫上台后,照老人的话说,赫鲁晓夫坐上哩,他们的光阴也慢慢好起来哩。在集体农庄里做活儿的呢,每年集体农庄都给他们分麦子和草,每家都叫养一匹马、一头牛、五只羊,这些是集体农庄庄员所能喂养的最多的数量,超过这个数量,上面就收走了,也就是没收了,一分钱也不付。后来,也给集体农庄庄员发工资了,光阴好了起来。

按照苏联的规定,凡是参加过二战的人,每年都可以免费乘坐汽车或者火车一次。每逢苏联卫国战争纪念日,这些老战士都会得到额外的补助。

现在老人每月还领着一千五百索姆工资,政府每年免费给他两吨煤。每年还额外给他三千索姆补助,不收电费。他家里种着两公顷的地。老人说,今年全部种了洋芋。今年洋芋收成好,就是价钱太便宜了。听说中国运来的洋芋把他们的洋芋要挤掉呢,他不明白,稀里糊涂中国咋就这么厉害哩,咋不像从前哩。我后面几天就看到操着乌兹别克语的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商人收洋芋的大卡车停在大街上。我想老人应该把他种植的洋芋卖了个好价钱。

老人在我的一再要求下,把自己保存了很久的奖章都取了出来,在儿子的帮助下,他把每枚奖章按着顺序小心翼翼地别在了西服上。对儿子粗心大意地把最主要的一枚别在下面,他很不愿意,嘴里嘟哝着抱怨的话,又亲自摘下来,别到衣服的最左上方——左口袋的上面。我拍了照,在桌子上仔细审视这些奖章。这些奖章包括因为作战勇敢而获得的英勇奖章,有解放华沙奖章,有朱可夫功勋奖章,最特别的是194552号占领柏林奖章,总共有十一枚奖章。一个人一生得一枚奖章已经心满意足,老人却得了十一枚!

作为一个老战士,作为一个苏联红军老战士,作为一个能活到现在的老战士,我们没有更苛刻的要求,对于他内心的信仰,对于他在这场战争中度过的五年里,是如何克服饮食方面的困难,如何维护自己的信仰,在面临生死存亡的时刻,是做“讨白”(祈祷)呢还是念“索勒”(《古兰经》章节),还是义无反顾地面对死亡喊着“斯大林万岁”去赴死等等的话题,我没有勇气去问,也没有心思去探讨,我觉得这些都是多余的,多余得让人难以启齿。

在临走的时候,我想起了要看看那个俄罗斯伙计。这个俄罗斯伙计叫萨沙,我亲切地用俄罗斯语中的昵称称他为“萨士卡”。萨士卡家里只有他母亲一人,几个哥哥都去了俄罗斯。他家里也种着洋芋,农忙时间,也就是夏天,他基本上都在地里干活儿;冬天闲下来时,给巴给老人打工,当伙计。他满脸都是苜蓿叶子,住在老人以前曾经住过的那间屋子里。屋内昏暗,光线不太好。他不是在棚下铡草,就是在屋里用一把笨拙的刀子削土豆皮。他没有多少话,除了微笑还是微笑。他屋里有一台老式的产自中国的收录音机,播放着俄罗斯电台的嘈杂音乐。他和老人一样,睡在炕上,他能听懂东干回族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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